Page 138 - 《社会》2025年第1期

“公”、进化论与社会主义：孙中山塑造革命学说过程的再审视

整体的层面。 沟口雄三（2011b：16-18）认为，辛亥革命以来受到广泛关
注的民权，“所主张的与其说是个人权利，不如说是国民、人民的全体权
利”。 在他看来，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特殊的“大同式近代化”，而“大同
式的近代不是通过‘个’而是通过‘共’把民生和民权联结在一起”。 这
种观念发展到极致，则可以得出“把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其实质归
根结底就是将大同式近代纳入无产阶级观的轨道，将其发展为人民=农
民的思想武器”的结论。然而，本文认为，孙中山的视角中既不存在一种
普遍的人民观，也不存在欧洲社会主义者那样的“无产阶级观”。他此时
所做的并不是将普通的人民动员进革命行列中的工作， 而是将传统思
想中的“四海”“天下”等具有总体性质的“公”具体化为辛亥革命后诞
生的国家，再用社会主义等被证明具有现代价值的新型学说赋予“公”
以新的普遍性价值的工作。一方面，孙中山的“公”意味着社会整体生存
状态的改善，因而天然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孙中山和同时代人眼中
的“阶级”则可能天生带有偏私的贬义色 彩 。 张文 涛（ 2021：25-40）指
出，清末以来，中国知识界对“阶级”一词的运用一方面延续了政治身份
意义上的“等级”概念，另一方面则在西学的冲击之下产生了经济意义
上的“等级”的概念。这些旧的含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相互纠缠，
使得早期接触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理想中的社会革命是“去阶级”的革
命，他们认为具有偏私色彩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无法成为社会进化
的动力。
与同时期早期共产党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对比可以发现，
并非仅有孙中山基于进化论而对“互助”的精神产生兴趣，进而接受社
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张文涛（2021：59-
69） 在梳理新文化运动后期知识分子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过程时注意
到，陈独秀在与蔡和森的信件中提及，“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
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李
大钊在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之 前“是 一 个 典 型 的调 和 论
者”，他的“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的主张几
乎与本节所引孙中山的主张如出一辙。 但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最终接受
了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学说，陈独秀更是注意到“唯物史观所暗示
之从‘经济制度的革命’入手‘创造历史’对阶级斗争的促进作用”，进
而得出了“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换言之，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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