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3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小农种姓”（a peasant caste）， 而永远不可能在美国民主秩序中获取一
个真正平等且受他人尊重的地位； 只有农民不仅仅将自己的职业视为
一种营生和赚钱的手段， 同时还将其塑造为一种值得热爱的“生活之
道 ”（ farm life）， 农 业 才 有 可 能 成 为 一 种 “永 久 的 职 业 ”（a permanent
agriculture），农业从业者也才有可能作为一个“阶级”被纳入战后整体进
步主义理想秩序的运作。 因此，像亚欧旧大陆上的小农那样生活对他们
来说是无法接受的（Butterfield, 1919：68）。
从这个意义上看，杨开道与巴特菲尔德最主要的区别或许在于，他
断不敢像他的导师一样“舍此而及彼”地理解农民的生活和职业，将改
良的目光转向物质生活之外寻找更高的意义。 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农民
的生活经营和职业劳作都只是为了维持和改良生活。 在他笔下，“农民
生活”一方面表现为在极低的物质生活水平中苦苦维持的现实，另一方
面反映了农民的核心欲求和理想生活状态。 或许由于当时普遍贫穷和
匮乏的现实， 对现有生活的维持以及对某种可能的改良的热望占据了
中国农民的目光和念想，而这两者都依赖于农业职业的经营。 不少对华
北小农的现有研究都刻画和勾勒出了一种与杨开道的观察高度契合的
基本生活状态与行动逻辑： 这些自耕农尽可能地将自身和家庭中的劳
动力投入各种产业，只是为了维持某种家庭生活的“平衡”。
事实上，“平衡” 这一概念在此处所指涉的是农民对现有生活格局
的某种感知和持守。 维持生活平衡并不一定意味着维持一种较高的生
活水平，而是与农民对于自身产业的经营与维系息息相关。 实际上，为
了确保家产的存续， 农民往往宁愿极大程度地降低自己的消费和享受
水平，并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劳动强度。 对家庭和家产的维护成为农民
最野心勃勃的一面， 这使得他们对一切可能的增长来者不拒。 一旦灾
害、战争、横征暴敛等飞来横祸剥夺了农民的产业，导致他们维持生活
平衡的努力化为乌有， 家道中落乃至家破人亡的前景就会使他们产生
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 促使他们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挽救
自己的生活。
这种思维方式最为典型的例子可以在黄宗智对“生产家庭化”概念
的阐述中找到。 在他看来，由于清代中叶以后过高的人口密度，华北地
区人地矛盾严重， 农民除了种植产量尽可能高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作物
以实现收成的最大化之外， 还必须尽可能地投入家庭中所有能够调动

· 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