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7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失”的斗争。 日复一日的操持对农民掌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那些在生活中无可避免但在当时又无法克服的“日常烦恼”往往
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生活的感知。 这种体验带有极强的物质性，涉及范
围极广，在衣食住行上都有直接呈现，而季节性的高利贷、高买低卖的
粮食市场、季节性的逃荒等成为更为宏观且结构性的体现。 梁心转述李
景汉1934 年的讲法指出：“一个农民最高理想的愉快生活，大约是他要
能够达到每日‘烧饼油条不离口’的地步，就是他的极乐世界，也就是他
无上的生活标准了”。 而在1933 年的江西兴国长冈乡，毛泽东用“吃肉
频率”的变化体现农会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改善，指出“过去‘即过
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
肉吃了’”。 在当时一般自耕农的生活中，烧饼、油条只有在农忙的时候
才能吃得上，而肉更是只有在特殊的节庆才能吃上几回。 在平常日子，
特别是在农闲的时候，为了将生活维持到下一年的农忙时刻，他们需要
缩减自己的饮食，从三餐减到两餐，从吃干饭改为稀饭，年节不好时甚
至需要外出逃荒（梁心，2024：20-21）。这形成了一种按照农作所需安排自
己的饮食所造成的“季节性饥饿”。 4 因此，物质条件的提高在农民身上
将首先体现为全盘打破这种“季节性饥饿”，而换之以一种更加宽松、舒

4. 梁心基于李景汉在定县的调查资料和杨懋春在山东台头村的研究清楚地呈现了华北
农民在时间上所经历的“季节性饥饿”。 在农忙时节，即农历的二月到八月，为了维持体
力，农民每天都能吃两顿饭，并且饭菜中小米和小面点这些“耐饥饿”的粮食占比较高，
甚至有时还能吃上蔬菜、肥肉等副食，调味品如盐、醋也在这个阶段开始使用。 然而，到
了农闲时期，即从农历的九月到次年一月，为了节省开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吃上
两顿饭，条件好的能吃上稀小米粥和蒸白薯，配上单调的杂粮和干菜做副食，条件不好
的就只能通过拾荒熬过这段时间。 因此，当地 有“忙时 吃干，闲 时吃稀 ”的讲法（梁心，
2024：16-17）。 彭慕兰在对鲁西地区的拾荒传统的研究中指出，通过秋收之后的拾荒所
获得的柴草是整个鲁西地区穷人赖以熬过寒冬的主要燃料来源， 必要时还可以食用充
饥。 传统的“拾荒权”呈现为穷人“对其他人的作物拥有部分的所有权”，其划定的时期只
—
有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的短短几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拾荒者“是以——既包括 男人也
—
包括女人——成群结队的形式而来，有时达数十人甚或数百人一起涌到田里”（彭慕兰，
2017：139-146）。 韩丁在《翻身》中记录的一场特殊的灾难也能从侧面反映华北农民在食
物上的季节性压力。 1948 年六月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冰雹几乎摧毁了张庄将要成熟的小
麦。 实际上，小麦产量并不高，从未超过人们一两个月的口粮，小麦歉收造成的后果却是
灾难性的， 这正是因为小麦在农民的季节性饮食中所占据的特殊位置：“对于许多家庭
来讲，小麦既可以解决‘春荒’，又为夏季的重体力劳动提供了主要的营养”，因此，小麦
的产量一旦出现差池，农民就会陷入饥馑之中，甚至撑不到来年的九月份（韩丁，1980：
599-603、61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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