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社会》2024年第6期

古今之间：父子伦理变迁与五四家庭想象

生硬和刻板，还进一步在社会行为中突出父权优先的原则，进而强化了
儒家伦理的权威主义色彩（周启荣，2017：11、337、370）。 事实上，出身旧
式家庭的鲁迅自己便经历过礼教的戕害。 由于早年丧父， 作为家中长
子，他很早便体会到了礼教的冷酷，并多次遭受被族人逼迫的痛苦。 此
外，他终生奉行对母亲的孝敬，1906 年自日本归乡后与朱安成亲，便是
完全按照旧式礼仪听从母亲安排， 以致在此后几十年始终维持着无爱
的婚姻。 鲁迅曾表示，“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 我只能好好地供养
她，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转引自许寿裳，2011：53）。 在 《随感录·四
十》中，当鲁迅打开那个被包办婚姻所苦的年轻人的书信，看到其中写
着“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他的精神世界无疑受到了深刻冲
击。 清末，对孝道的宣扬已使其成为一种远离生命真情而令人徒增恐惧
的道德，如鲁迅在《 二十四孝图》（1926 年）中对童年心理的回忆，正显
示出孝道最终走向了反面，违背了儒家设计孝道时的初衷，也构成了鲁
迅从生活经验而非义理出发改革家庭的历史前提。
在思想史的脉络上，鲁迅继承了清末民初反理学的浪潮。 在清末知
识界，鲁迅早年的老师章太炎不仅最早揭橥宋儒“以理杀人”的旗帜，而
且全面反对天理的存在（王 汎 森，2012：127）。 章太炎（2014：474）否认
“理”的本体性，指出了天理对于人性自然的压制，并谴责理学家把人伦
关系等级化、单向化的做法，如其在《四惑论》中指出，“言天理者，谓臣
子当受君父抑制，而不谓君父当抑制”以及“言天理者，独于臣之事君，
子之事父，过之操蹙”。 鲁迅（2005b：134）早年向往民族革命且深受章太
炎影响，他把这一精神脉络延伸到了五四时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
亲》开篇即呼应章太炎对单向性的父子关系进行了批评，“父对于子，有
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
之前早已错了”。 此外，与陈独秀、吴虞等人对将君权、父权视为一体的
批判相似，鲁迅也指出孝道是一种与权威主义、功利主义相配合的虚伪
道德，并讽刺外力对父子情感的挟持。
鲁迅虽未明确追究“三纲说”以及理学家的责任，但他仍然清理了
孝道被扭曲的历史谱系，如以汉代为起点，讲述人们如何用威权和利益
污染了家庭伦理。
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 例
便如我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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