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0 - 《社会》2024年第6期

古今之间：父子伦理变迁与五四家庭想象

子伦理的问题， 而且也远不是鲁迅对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的全部认
识。 鲁迅在其中主张父母对子女的“爱”完全是义务、利他和牺牲的，这
种要求逐渐远离了其论述最初的现实感。 其对父子关系的描述接近费
孝通所谓的“接力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一代代前后
接力。在社会保障不充分的情况下，父母（尤其年长者）的困境几乎难以
避免， 这种线性进化的伦理图景由此内含着人道主义的危机。 与此相
应，鲁迅没有提及“敬”和“尊尊”，他对“爱”的论述也缺乏边界感和距
离感。 由于取消了规范力量，“爱”的现实行动力值得质疑，当代家庭伦
理的演变与危机便证明了这种单一情感的不足，如对父母的过度依恋阻
碍了个体的精神成长与独立，导致人们对“娇惯的心灵”的忧虑。
最关键的问题或许是鲁迅对人的自然情感的描述过于纯粹， 使得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总体上呈现出情感大于理性的特点， 如他对
“爱”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强调。 但即便在父母、子女之间，现实的情感
仍然是丰富多样的，因此也需要制度性、主导性的力量加以整理。 而鲁
迅对“父亲”的描述更像是其基于对人性内在“纯白”道德力量的信仰而
建构的理想类型。 另外，在生物进化的脉络上，子女几乎不需负担传统
孝道的压力，因为对下一代的关爱总是会超过对父母的关爱，但现实中
亲情的关联并没有那么乐观。 中国古代正是出于对经验世界中不对等
情感关系的认识，才以外在的、形式化的礼制对之进行规范，以保证溺
爱、宠爱不会发生，也确保将“敬”和“尊”贯穿始终（翟学伟，2019）。 虽
然这种刻板和僵硬的礼制曾抽空了自然的亲情并使得家庭革命成为必
然，但相比鲁迅那一代的家庭革命者，百年之后的今天或许更有必要重
新思考爱与敬、亲亲与尊尊如何张弛有度的问题。
不同于古代礼制对父母、子女伦理角色的区别，鲁迅着力于亲密关
系的重新构建而忽略了父亲和母亲的差异性。 在古人的世界中，父亲联
系着家庭与社会，其对子女的教育也从生物性过渡到社会性，父母由此
在家庭内、外产生了分工，即“由父母分别担任社会性和生理性的抚育
工作。 最普通的分工方式是严父慈母的安排。 ……社会若是要使父母担
任这严父的职分，多少得隔离父子的亲密关系。 ……门限以内是以生理
性抚育为主，门限以外是以社会性抚育为主”（费孝通，2019：113）。在传
统社会，父亲因为社会性抚育的要求，需要保持与子女、妻子之间的距
离。对父亲的社会性抚育的凸显是形成父权家庭的重要背景。在鲁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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