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社会》2024年第6期

社会·2024·6

如“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故圣王修
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 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
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礼记·礼运》）。
清末民初， 大多数家庭革命论者将礼制败坏的根源追溯到西汉初
年，即“三纲说”确立的时期，他们认为这套学说强化了等级尊卑观念。
陈独秀 （ 1987d：78） 强调，“尊卑贵贱之所由分， 即三纲之说之所由起
也”。 民初攻击旧式家庭最力的吴虞（2008a：81）也基本不脱对等级理念
的指控，同时，他清楚划分了“礼仪”与“礼教”的区别，认为“我们今日
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 吴虞（ 2008b：6）指出，儒家之所以发展
出“礼教”的形态，一方面是因为“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家族制度与君主专制政治的里应外合，“君父并尊， 为儒
教立教之大本”， 正是因为“家族制度与君主政体遂相依附而不可离”
（吴虞，2008c：44），才有必要从维护共和政体的角度推进家庭革命。 即
便是对新文化运动持有不同看法的新儒家，也认为“三纲说”丧失了礼
制的内在精神，“从五伦到三纲， 即是由自然的人世间的道德进展为神
圣不可侵犯的有宗教意味的礼教。 ……三纲说在礼教方面的权威，三纲
说的躯壳，曾 桎 梏 人心 ，束 缚 个 性 ，妨 碍 进步 ，达 数 千 年 之 久 ”（贺 麟 ，
2011：65）。 徐复观（2014：236）也强调，“三纲说”是专制君权篡夺儒家人
伦思想的结果，其抹除德性而刻意强化权威的力量，使得符合自然的伦
理丧失了生命力，“三纲之说成立以后，在家庭生活里便占了两纲，大大
地冲淡了‘主恩’或‘主亲’的原来意义，于是在家庭生活中的活力与生
气，会因此而感到不够，不免有沉滞、沉闷之感”。 徐复观随之指出了宋
代理学对这一趋势的助推，并批评“虔敬主义”对家庭伦理的伤害。这样
看来，鲁迅对“爱”的单方面提倡，虽貌似偏颇，却准确把握到了家庭所
面临的历史危机。
明清 两 代 儒 家 一 方 面 继 承 了 理 学家 从天 理 自 然 层 面 对 孝 道 的 论
证，另一方面利用政治、社会与宗教等各种机制推动了孝的教化，使之
成为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的意识形态， 进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与
行动，“宋儒据其天理秩序观及古代礼仪所制定的宗法伦理规范与儒家
家礼，通过教化逐渐往社会下层扩展，使得宗族相关的建制与文化逐渐
成为许多地方重要的文化图景”（吕妙芬，2011：22）。清代儒者试图通过
礼制增强对地方的治理和教化，不仅对儒家道德学说的解释更加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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