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社会》2024年第6期

社会·2024·6

鲁迅最后得出“只有爱依然存在”以及“对于一切幼者的爱”的观
点，这既是总结，也确认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以“爱”为纲领的
父子伦理。 1921 年至 1923 年，鲁迅（2005r：214）连续翻译了俄国盲诗人
爱罗先珂的十多部童话作品，这些作品即一再表达了“无所不爱，然而
不得所爱的悲哀”。 在对于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中，鲁
迅（ 2005s：184）感叹亚拉籍夫、绥惠略夫都“为爱做了牺牲”。“爱”是鲁
迅文学与思想的关键词， 他在留日时期便认为中国民众最缺乏“诚与
爱”的精神，他在五四前后的论述及翻译延续了这种思路。不过，从引文
也可看出，他的态度是颇为复杂的，一方面是宣布“爱”的力量，另一方
面却是对于那些不得所爱以及为爱牺牲者的悲悯。 与此相应，他在小说
和散文中描述了众多为“爱”献出生命热忱的人物，例如夏瑜、吕纬甫、
魏连殳、范爱农等，但触目所及的悲剧也表明他对“爱”的实践仍抱有深
刻的疑虑。 这些形象有的是与鲁迅同时代的人物，有的则直接源于其个
人的经历，因此，当鲁迅越是高扬“爱”的力量时，他也会越加深刻地感
受到这种理想的艰难。
（二）孝道的演化脉络与鲁迅的突破
如果从历史演化的脉络考察孝道的形成与原理，不难发现，作为人
类内在的自然情感，“爱”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内容。 这意味着，鲁迅改革
家庭的出发点与孝道建立的哲学依据似乎并不存在根本冲突。 《孝经》
中的多个章节把“爱”放到突出位置，所谓“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天
子章》）、“爱敬尽于事亲”（《天子章》）、“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士
章》），又有圣人“因亲以教爱”，根据“父子之道，天性也”（《圣治章》）要
求子女“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谏诤章》）以及“生事爱
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丧亲章》）。 汤一介（2009：11-13）就此
指出，“‘孝’的本质是出于人的‘仁爱’的自然本性，它应是不带有‘功
利性的’”，他认为鲁迅不仅恢复了“亲亲”的伦理价值，对儒家的批判
也一针见血。 这表明鲁迅的确捕捉到了儒家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因此有必要追问，如果儒家并不反对孝道的根基乃是自然性的“爱”，那
么其在历史的演化中———尤其是在鲁迅置身的清末民初世界———经历
了怎样的变化，以至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必须推倒的对立面？ 鲁迅的
主张与儒家关于孝道的思想究竟存在何种异同？
事实上，尽管鲁迅的表述与《孝经》中的内容存在部分相合之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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