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社会》2024年第6期

古今之间：父子伦理变迁与五四家庭想象

会改造的构思主要由这样两个方面决定： 其一是民初共和危机引发的
社会改造浪潮，随着政治腐败带来视线下移，社会问题成为知识界关注
的重心；其二是“一战”后国家主义在知识界的退潮使得社会改造主张
进一步脱离了为共和国家寻找肌体的目的， 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
论述领域。“国家”形象在“一战”后一落千丈，鲁迅也在这个特定的思
想语境中省去了家庭的“国家”面向，而只将其与“社会”关联。 清末热
心宣传国家思想的梁启超这样总结“一战”对其世界观的冲击：“吾国人
前此眩于德国、日本之骤强，欲效其顰，致此名义为武力所利用，一切俶
扰之根原皆起于此。 今欧洲将终，世界思潮剧变，即彼真正有力之军国
主义，亦已于世界所不容，不久将绝其迹”（丁文汇、赵丰田，2009：560）。
陈独秀（ 1987c：155）将“国家”视为一种虚伪暴虐的偶像，谴责其是引发
世界混乱的根源，“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
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 正如“社会”概念在清
末民初引发的解释困境，对于“一战”后有关“国家”的批判也要注意，
知识界否定的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国家（state），而非中国与世界相对范
围中的国家（country）（罗志田，2019）。
从“天下一家”体系的瓦解来看，鲁迅对家庭的讨论首先联系到社
会改造层面，构成更外一层远景的则是“人类”与“世界”。 这两个概念
填补了“天下”外延丧失后的空缺，不仅成为鲁迅提倡家庭革命的新的
义理基础，也表明了他有关社会改造论述的人类主义、世界主义指向。
在 《随感录·三十六》中，鲁迅（2005i：323）强调，相对于保留“中国人”名
目，他更注重“世界人”的资格，并多次表达出“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
从‘世界人’中挤出”的意识。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2005e：338）指
出中国家庭必须改革，也是出于“人类”意识的觉醒：
东方发白， 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
“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 是儿媳妇与儿媳之
—
夫，不能献于人类之前。
这种从“人类”出发的危机意识构成鲁迅家庭革命论述的最主要背
景，只有在“人类”意识生成的时刻，民族、国家这些范畴才具备其自身
的合理性。 又如在《我之节烈观》开篇，鲁迅（2005g：121）并不直接讨论
伦理问题，而是首先刻画———“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
出曙光”———这一新的世界图景，以此衬托出改革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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