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社会》2024年第6期

古今之间：父子伦理变迁与五四家庭想象

的社会层面，即有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
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的说法。
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 父母总
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姐妹。 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
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 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
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
则有相邻朋友。 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
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 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
而不止于家庭。 （梁漱溟，2011：78-79）
由于本质上是从家庭向外推展出去的伦理关系， 所以中国社会必
然以情、义为重。家庭与社会由此并不存在明晰的边界，“举整个社会各
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 务使其 情 益 亲， 其 义 益 重 ”（梁漱溟，2011：
79）。 在这种历史与文化的视野中，“家”是一个具有总体性的能指，“一
个以家庭为核心， 可以向外延伸和扩展的结构”， 通过“为人有己”和
“爱有差等”的机制，不仅分别出亲疏远近和高低上下的差序格局，还奠
定了人们对礼制、 政治和国家体制等古代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理解
（周飞舟，2018）。
鲁迅将父子关系放置在与家庭、社会相关联的语境中进行探讨，既
是一种从历史出发的必然路径，又切中了古今转型之间极重要的命题。
正是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历史规定性， 使得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压力
推进到家庭层面，导致家庭“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
其成员救国兴邦的桎梏， 成为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一个负面象征”（赵
妍杰，2020：13）。由天下体系崩裂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国家、社会等
新范畴的出现，与此相对，梁漱溟（2011：158）在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特征
时指出，“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 社会与国家相浑融。 国家是有对抗性
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此产生”。 在缺乏对抗性关系的前提下，
近代中国在遭遇西方挑战时不得不打破既有伦理秩序， 重新集中力量
以应对现实危机。 这不仅与中国古代伦理从家庭向外推的次序相反，甚
至为了完成外部的变革，必须将政治性的压力向内冲破家庭边界，乃至
如谭嗣同 （2021：132）呼唤“冲决网罗”并指出变法的起点必须是传统伦
常：“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
又况于三纲哉”。 自 19 世纪末起，对家庭的批评基本是从变法改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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