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2 - 《社会》2024年第6期

古今之间：父子伦理变迁与五四家庭想象

有必要说明的是，鲁迅对“父亲”的想象并不是在贬低父亲的伦理
地位。 在一些论述中，对于现代性与“父亲”的看法颇为含糊，如有论者
沿着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脉络，强调“父权似乎代表着传统政治体制
的原型， 所以为了现代政治的建立， 对父权的推翻似乎变得必然”（甘
阳、张祥龙、吴飞，2017）；在现代性的挤压中，由于“中国的父性与西方
的父性被一起扫荡”（张祥龙，2017），导致家庭失去了主导与神圣性。本
文认为，这 些 观 点 大 多 忽 略 了“父亲”“父性”与“父权 ”的差 异 。 鲁迅
（2005b：137）一再主张削减“父权”而强调“父性”的觉醒，“对于子女，义
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
德”。 他在贬低“父权”前提下不断提升做“父亲”的难度，以至于在篇末
宣称：“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
在中国尤不易做”（鲁迅，2005b：145）。 此外，“父亲”之所以成为必须讨
论的问题，不仅出于现代性的挤压，还源于鲁迅对中国家庭历史演变的
观 察 。 对此 ， 他 的基 本 判 断 是：“中 国 家 庭， 实 际 久 已 崩 溃 ”（鲁 迅 ，
2005b：144）。 在这个意义上，对“父亲”的讨论包含着鲁迅在古今两个面
向重建家庭的愿望。

三、 从家庭到社会：鲁迅的语境与思想路径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最后一部分，鲁迅（2005b：142-143）将
论述转移到了家庭之外并反复强调社会改造的意义， 把家庭革命视为
社会改造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
思。 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
幼者弱者的方法。 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
的幼者，也难于生活。 （鲁迅，2005b：142-143）
他甚至直接表明，只有在社会改造成功之后，家庭关系、父子关系
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突破。
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
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 （鲁迅，2005b：143）
鲁迅（2005b：143）认为，觉醒的父母实际上面临两方面的任务：其
一是承担起家庭内部新的伦理角色；其二即参与社会改造，“觉醒的人，
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 因此他在文章最后明确指出，“所以根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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