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8 - 《社会》2024年第6期

古今之间：父子伦理变迁与五四家庭想象

原理当做重建父子伦理的依据，并以一种总体性的视野规划父亲的任务。
鲁迅的复杂之处还在于，他既由此获得了突破礼教的视野，如一再
表明父母的牺牲将是极伟大和要紧的事情，但同时却对此表达了担忧。
在写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后不久，鲁迅（ 2005m：386）在《随感录·
六十六 生命的路》中感叹：“L 很不高兴，说：‘这是 Natur（自然）的话，
不是人们的话。 你应该小心些。 ’”他在这里用“人们”取代抽象的“人
类”，将其与个体、家庭、村庄联系在一起，不仅提示了生物进化的残酷
性，也 表 明 他 发 现 只 诉 诸 宏 大 、普 遍 的“自然 ”的精 神 是 不 够 人 道 的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既表达了乐观的一面，体现出鲁迅作为“父亲”
代言人的心情和献身于历史进化的主体意志， 但同一时期的分裂和矛
盾也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总体性表述的内在困境。

五、 余论：立足“现在”的现代性省思

鲁迅的家庭革命论述体现出其明确的历史自觉： 其一是他对自我
作为青年之父的责任以及由此激发的个体自觉， 尤其在生物进化论的
理论框架中，他将自我视为为了生命进化而必然有所牺牲的“历史中间
物”。 在那些基于生物进化的乐观论述中，他仍然因为对“父亲”的新的
使命之规划而带有崇高的悲剧意识。 其二是他对于自身所处历史时刻
的自觉。鲁迅反复提及中国家庭自汉代以来积攒的危机，对“爱”这一新
纲领的强调，一方面体现出他对进化以及“幼者本位”伦理的想象，另一
方面则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传统内在危机的深刻警觉。
与那个时代大多数呼吁废除家庭的声音不同， 鲁迅选择站在家庭
之内以“父亲”的身份立论，这使得他重新树立起“爱”和“亲亲”的伦理
价值，以祛除家人之间的僵化的礼节，展现出他对于家庭生活特性的重
视。 从“文质彬彬”的文明理想来看，鲁迅的论述体现了从“文”到“质”
的转变。 若如吴飞（2023：51）所言，“以文质论重构文明共同体，自觉地
守卫性命自然的价值” 将是中国文化为现代世界寻求价值的一种可能
性，那么，鲁迅的思考至今仍然具有起点性的意义。 一方面，通过对“爱
力”的提倡，鲁迅表达了重建家庭亲密关系的诉求，这使得他的论述在
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如以个体的主动性增强代际团结与
协作关系，以对抗社会压力，抵挡社会风险。另一方面，鲁迅在论述中强
调社会改造的意义，尤其突出相爱相助的互动性原则，虽然他的论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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