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4 - 《社会》2024年第6期

风俗变迁与时代精神：伏尔泰的风俗史及其社会学意涵

会学意义的细节”（卡西尔，2022：185）。 他之所以用一种风俗史的方式
写作，与“历史”在 18 世纪的社会和政治话语中逐步获得一种中心地位
密不可分。 当时，“历史”可算作是“一个可用于规范人的所有经验与可
能性的原则”（科瑟勒克，2017：335）。社会学兴起之后，尽管与史学有所
分别，但无论是经典社会理论的历史视野，还是当今中国社会学的历史
转向，都体现了社会学应有的“历史感”（肖瑛，2016）。 在这一意义上，伏尔
泰的风俗史一方面为社会学的风俗研究确立了对象及方法， 特别是他
的风俗概念被保留并确立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道德与文明事实； 另一
方面， 风俗史的文明史视野以及他对时代精神与心灵的历史比较分析
为社会学从历史哲学迈向一种基于历史的经验科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风俗的降格：从民情学说到风俗科学
同处 18 世纪的孟德斯鸠和卢梭并没有像伏尔泰那样立志成为历史
学家，而是以政治理论或社会理论的方式来发现和阐述人类社会的基本
原则。 因此，社会理论所熟悉和接受的首先是一种“对风俗的孟德斯鸠式
解释”（莫尔内，2011：72），而逐渐忘记了伏尔泰风俗史的奠基作用。
甚至在伏尔泰之前，孟德斯鸠就已经被视为“熔政治、风俗史和法
律为一炉的思想家”（韦尔西尼，2012：41-88）。 与伏尔泰笼统的论述不
同，孟德斯鸠将风俗与受其影响的法律、政体原则、民族精神等进行区
分，视风俗为处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道德实体，即“民情”，认为它
能使抽象的自然法转变成社会的品质与秉性（杨璐，2015）。 与法律、宗
教、政体原则相比，民情显然处于更基础性的地位。 法律是立法者制定
的具体和精确的制度， 民情则是国家的一般性制度 （孟德斯鸠，2012：
362-363）。 政体原则作为生活在该政府形式下的民族的总体性情感状
态，是该民族的民情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呈现，即“风俗（民情）的政治
化抽象和表现”（陈涛，2019：57；阿尔都塞，2020：67）。 自孟德斯鸠的论
述起，这种具有实质道德意涵、与自然法和人性相一致的“民情”就成为
现代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基础，“现代国家之政治体系的确立， 必须首先
符合民众的mores 条件和秩序”（渠敬东、王楠，2012：162）。 卢梭（2011：
61） 同样意识到 m覺urs 在构建现代政治社会的契约论方案中所发挥的
奠基性作用，他也将 m覺urs 大致理解成一种民情，即他在《社会契约论》
中讨论“法律分类”时所说的除政治法、民法和刑法之外的“第四种法
律”———“风俗、习惯和舆论”。在卢梭那里，民情是一个政治体或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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