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社会》2024年第6期

风俗变迁与时代精神：伏尔泰的风俗史及其社会学意涵

于 16、17 世纪的“回归史料”运动以及一种“考据式史学研究方法”的确
立最终导致历史学发生了一场方法论革命。 此后，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
如何弄清真实性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关注。 到了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
“主要致力于通过最好的研究方法来确定每一事件的真实性的历史学
家”（莫米利亚诺，2020：41）在欧洲不断涌现。伏尔泰等启蒙时期的哲学
历史学家显然也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 但他们逐渐不满足于前者对细
节的考据，认为过分在意那些“琐屑细节”会影响对人类历史中的普遍
问题的探究，会妨碍理解时代的精神和人民的美德，即伏尔泰在风俗史
中发现的那些真正值得研究的“精神”和“心灵”要素。 在伏尔泰看来，
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有关“心灵的故事”，有关人类精神进步史
的故事， 这也正是他考察和分析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史而非政治战争史
的原因。
“当伏尔泰想要给一般的战争历史加上风俗史时， 还有谁比希罗
多德能够提供更好的例子？ ”（莫米利亚诺，2009：52）希罗多德第一个
写 出 了“普 世史”意义 上 的历 史（张 源 ，2022：286；努 涅 兹 ，2018：186），
但他是在近代才真正成为“历史之父”的。 希罗多德以亲身旅行为方
法、涉及多个民族的风俗史的写作方式和他在“历史”这个类别成立之
前就尝试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描述的历史观（中务哲郎，2023：
1-2、65）在 18 世纪被重新发现，成为风俗史、文明史与世界历史写作
的开端。 他在 18 世纪取得的新地位意味着“文明史相对于纯粹的政治
史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历史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事件，人们开始需要
并期待一种“综合性的非政治性历史”，即一种“文明史”的出现（莫米
利亚诺，2009：66-67）。 伏尔泰、弗格森等典型的 18 世纪历史学家都是
“ 文明”的学生，他们接受了希罗多德式的文明史主题。 但与弗格森专
注于“商业社会”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起源不同，伏尔泰试图从人类风
尚习俗的漫长历史中探询不同时代与不同民族的实质“精神”，因而习
俗惯例、宗教、法律、政体、科学、文艺、哲学思想等都是其考察的关键
要素，商业只是其中一种。
总之，伏尔泰找到了一种古老的风俗史表达方式，在批判基督教历
史神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史视野。 这种视野贡献了重
新理解西方自身文明的构成及其进程以及看待其他文明的新方式。 正
是在这种新视野的观照下， 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研究与文明比较研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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