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24年第6期

风俗变迁与时代精神：伏尔泰的风俗史及其社会学意涵

立新帝国的时代。 《风俗论》则聚焦于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时期的重大
历史事件，以此考察各民族的精神和风俗。 但这仅是年代上的接续，在
伏尔泰时代，波舒哀所代表的早已是一种各方面都在遭受攻击的传统，
不论是历史的原则、内容及方法还是史观与文明观，伏尔泰的风俗史都
是对这一传统的驳斥与超越。
一方面，波舒哀企图根据《圣经》的“史实”来重构世界历史，将人类
的历史描述成神圣天意的展现以及上帝对人类事务的干预， 而伏尔泰
和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则强烈反对有神论者将人类历史进程归因于上
帝的神秘意志，并讽刺那些人以其盲目的信仰为荣（伯林，2014：97）。波
舒哀以犹太民族为历史的开端，在他那里，其他民族仅仅因为对犹太民
族有影响才有其意义。伏尔泰则从“地球的变迁”开始写起，认为宗教是
各个民族“理性发达的结果”，世界历史要考察的不是对神意的信仰，而
是“人类智慧的自然演进过程”或“自然界的一般进程”，至于《圣经》中
提到的神启、奇迹等超自然事物则不属于历史的范围。 虽然他根据基督
教会的要求不对这些表示怀疑， 但他也不会去考察神意，“凡属有关神
明之事，我始终是恭敬唯谨”（伏尔泰，1994：113）。
伏尔泰始终坚持区分理性认识与启示信仰， 进而区分神圣历史与
世俗的世界历史。 这不仅是为了批判传统历史神学，更是为了捍卫“人
的历史”的主体性地位。在这种世俗的世界历史叙述中，地球的气候、地
质变迁取代了创世纪，自然取代了上帝，普遍的理性原则取代了神意，
犹太人的历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古代史， 犹太民族只是诸多古老民族
中的一个，摩西也只是民族首领中的一位，只能被看做人而非上帝的使
者。 简言之，理性认识与启示信仰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原则，伏尔泰根据
自然理性原则与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重构了世界历史， 在这个世界的
历史中，像波舒哀那样为上帝做辩护必然是荒谬的。
另一方面，伏尔泰对波舒哀的“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的表述并
不满意。 波舒哀以及西方此前所编造的“世界史”始终是以旧约中的犹
太人作为描述对象和立论根据， 而曾建立过强大帝国和宗教的阿拉伯
人则被一笔带过，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更是完全被抛诸脑后。 虽然古
代中国的历史明显超出旧约的年代范围，甚至更为文明，但“圣经里面
中国历史的叙述缺席似乎丝毫没有使波舒哀感到不安， 因为 （在他看
来）中国人显然没有做什么在此值得一提的事情”（雷努姆，201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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