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5 - 《社会》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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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4·6
而伏尔泰以古代中国的历史作为《风俗论》的开篇显然是在驳斥波舒哀
以圣经创世史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端。 伏尔泰要以“各民族的精神和风
俗”为主题写作一部真正的“世界历史”，这种世界历史在空间上指地
球，时间上则涉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并在 18 世纪末的德国成为一门哲
学（科瑟勒克，2017：350）。 这种全新的力图摆脱神学模式的世界历史，
重要的并不是论述的民族在数量上远超以往的世界史范围， 也不是仅
仅整理与描述不同民族的风俗差异， 而是在于回答什么才是真正的世
界历史以及如何根据普遍的理性原则来整理 和 安 排 不 同 的时 代与 民
族， 即“对文明做出一种世界性叙述”（梅森，2017：202）。 在这个意义
上， 从波舒哀到伏尔泰的历史哲学突破也就意味着西方的史观与文明
观发生了彻底的视角转换。
至此，世界历史背后不再是天意的指导或干预，而是一种自然的理
性结构在起作用。 这种理性结构不仅保证了世界历史的连贯与统一，也
是联结自然、人、社会等任何“集合性实在之间的一致构成的机理”（克
瑞格，2017：233-234）。 人类终于第一次真正成为“他们自己历史的主
体”（勒高夫，2017：2-4；科瑟勒克，2017：351）。 近代早期的史学革命以
及伏尔泰的历史哲学都在尝试描述这种人类及其建制（包括风俗、制
度、法律、宗教等）作为主体的历史，并试图为这种历史以及历史研究找
到新的原则和方法。
（三）风俗史与 18 世纪的文明史转向
转向人的历史并不意味着史学革命的完成， 出于一种方法论的意
图，18 世纪史学转向的最终目标是从政治战争史转向风尚习俗史，或
者说，从政治史转向文明史。 修昔底德以来那种始终从政治的角度看待
历史和生活的史学被认为是不充分的， 人们开始相信起源于希罗多德
的那种文明史和风俗史比政治史更重要， 政治史要从属于文明史的研
究 （莫米利亚诺，2009，2020）。 伏尔泰（1982：6-7）清楚地表明，读者不
要指望在他的风尚习俗史中找到关于攻城略地的繁琐细节，“作者将只
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 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 能起教育作
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
与博丹（Jean Bodin）在《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中的定义一致，伏尔
泰（ Voltaire,1901：61）也将“历史”定义为“对那些表现为真实的事件进
行记录或描述”。 在他们看来，“真实性”是历史与史学的首要特征。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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