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社会》2024年第6期

风俗变迁与时代精神：伏尔泰的风俗史及其社会学意涵

波舒哀到伏尔泰的史学转变还需要一些思想上的准备工作。 早在 1697
年，培尔（Pierre Bayle）就在《历史与批判辞典》中开始了对波舒哀的批
判。 他意识到波舒哀普遍历史的根基只能依靠一种循环论证来证明，并
以其无情的敏锐揭发了这一循环论证，因而被卡西尔（ 2022：172-174）
称为不厌其烦地指出波 舒哀普 遍 历 史之 致 命 后 果 的第 一个 近 代思想
家。 培尔不再把历史奠基于表面上客观、实际上独断的教会学说，而是
开始探求史学真理的根源与条件，以一己之力将史学方法革命中的“史
料批判”扩展为“历史理性之批判”，成为 18 世纪启蒙史学的先驱。
不过，培尔并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或者说，以他关于历
史的一般概念与方法论前提或许根本无法建立起这种哲学，反倒是意大
利人维科（ Giambattista Vico）在其《新科学》中为历史哲学的真正出场奠
定了基础。 这部著作是对“历史哲学”这门新知识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对
于我们理解从波舒哀到伏尔泰的史学转变必不可少。 正如洛维特（2016：
140） 准确把握到的那样，“发生在伏尔泰和波舒哀时代之间的历史意识
危机在意大利人维科的《新科学》中得到了最重要的表述”。 维科在启蒙
运动早期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只是到了赫尔德那里才获得青睐，但从
长远来看，“就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而言， 我们必须转向维科”（科普勒斯
顿，2023：149）。
维科被视为众多思想流派及思想家的先驱， 他的诸多创造性学说
和革命性思想都集中在“新科学”这个称谓之下，但他的新科学显然并
没有完全脱离基督教传统的神意模式。 在探究新科学的主题，即各民族
的共同本性时，维科始终在一种“理想的永恒历史”中寻找各民族共性
的真理基础以及保证历史连贯性的超越性来源。 他看到的仍然是“神
意”的作用，认为是神意造就了世界各民族在自然法意义上的统一性，
也是神意建立了人类风俗制度的必然和谐并以此来安排人类秩序。 不
过，虽然维科仍然将宗教虔敬作为新科学的结论，但他建立的却是对人
类历史世界的一种理性论证的神学； 虽然他是从神意的永恒规定性出
发 ， 但 却 第 一次 以 经 验 的方 式 构 思了 人 类 历 史 （洛 维 特 ，2016：142-

（接上页）太子的教师和宫廷布道师，波舒哀代表着法国当时“演说术”（主要指布道词或
悼词）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伏尔泰（1982：474）认为，尽管在《世界史讲话》（即《论普遍
历史》）中，波舒哀是在“以一种雄伟的气势描写习俗风尚、政府和伟大帝国的兴亡，又以
真实而生动的笔法描绘并评断 各国”，但 他的写作方式 并不是 历史学的，而是演说术与
历史的怪异结合，“这两者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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