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社会》2024年第4期

优绩主义陷阱的本土检视：从“上下有别”到“先赋应得”

体越是如此，因此，他一贯认为，中国社会不太可能产生群体愤怒（怀默
霆，2009；Whyte，2010：181-200；Whyte，2016）。 虽然在他最新的调查结
果中情况已发生巨大改变———人们不再支持优绩主义叙事， 但他依旧
保持原先的积极看法（ Mazzocco and Kennedy，2024）。 需要说明的是，其
基于最新调查的研究成果还未正式发表。
那么，民众对优绩主义态度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究竟如何，只依
靠问卷调查恐怕已无法深刻洞察，且怀默霆等人的研究多是描述性的。
基于大样本的量化研究提供的只是一个宏观概括， 无法解释这种数据
结果背后真实的文化、道德、情感线索，也就无法切实考察中国区别于
西方优绩主义陷阱的真正特殊性。 至于中国不同教育获得水平的学生
到底是如何归因决定教育成功的不同因素的， 它带来的情感和社会结
果是怎样的，它是否区别于桑德尔等人所述的优绩主义陷阱，什么原因
使中国的优绩主义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果……一系列问题还有待进一
步的经验观察。 有学者提醒，如果优绩主义陷阱引发的社会心理后果是
以教育分层而非收入或职业分层为标准时， 情况会更糟糕（Kuppens，et
al.，2018）。 因此，高考作为典型的优绩制，是检视中国本土优绩主义陷
阱的切入口，研究者只有“理解”了高考分层中不同学生群体的这些“理
解”，才能够“以小见大”、窥探中国优绩主义的真正特性。

三、 研究设计与过程

依据文献梳理的结果， 优绩主义陷阱实质上来源于上下两个阶层
对成功的归因匹配及其衍生的道德情感结果。 鉴于此，要考察优绩主义
陷阱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表现， 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比较高考分化后
上下两类学生群体对高考结果的归因图式，且是在无预设提示、无外在
道德压力情况下（即直觉性的，更贴近于日常生活情境的）个体倾向于
采用的归因图式。 为此，研究拟采用质性研究进行探索，原因如下，首
先，问卷或量表采用封闭式问答设计，题项的设计会将所有可能因素尽
数列出，无法考察人们的直觉性归因；而访谈法的资料收集过程属于开
放式问答，并无选项提示和预设，更适合考察直觉性归因，也更适合探
索性研究，具有生成性。 其次，质性研究的资料收集方式是情境性和互
动式的，一方面，研究对象会结合亲身经历和体验进行归因和评价，不
会丧失归因本身的情境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质性研究主要基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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