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社会》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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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商榷的是,直接引用国外学者的文献来论证我国优绩主义陷
阱的做法是否恰切? 优绩主义在中国是否也会引起如桑德尔等人所述
的社会陷阱,引发一系列连锁问题?对此,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考虑中国
情境的特殊性;其次还需要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提供事实证据,而非直
接引用国外文献来论证相关观点。 此前,已经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中国情
境中的优绩主义区别于美国的特殊性:首先,二者根植于不同的制度情
境;其次,二者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尽相同。
就优绩主义所根植的制度情境而言, 除前文已提及的从政治角度
分析中国贤能政治特殊性的学者外,我国学者陆一( 2023)从教育选拔
机制入手分析优绩主义,发现由于政治体制、教育评价机制、社会经济
结构的不同,中国的优绩主义和美国并不相同,选贤任能在中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贤能基于统一的定义,注重客观明确的标准化选拔机制,秉
持“为国选材”和“致公去私”的价值取向。 刘烨( Liu,2016:7-8)用“儒
家优绩主义”(Confucian meritocracy)来概括中国这种独特的基于儒家思
想、以标准化考试为渠道、自上而下的社会选择模式,表明其与英美“自由
优绩主义”( liberal meritocracy)、德法“计划优绩主义”(planned meritocracy)
的不同。
就优绩主义在中国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而言, 项飙在与桑德尔对
话时提到,在高等教育筛选机制中,中国人并没有像美国人那样产生强
烈的反精英情绪,因为中国人对社会结构性条件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他
们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优绩主义社会, 优绩主义在中国更多是寒门在面
对权、钱、名等非优绩竞争逻辑时一种“别无选择”的个体策略,它不太
可能发展为美国那种可以称作“起义”的民粹主义(项飙、桑德尔,2023:
210-211)。 项飙的判断似乎部分回答了本研究的问题,但其仅是宏观思
考,还需要经验证据的支持。 目前已有的经验证据很有限,一项基于世
界 26 国数据的分析发现(未包含中国),教育获得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人
们对教育优绩主义的支持(Duru鄄Bellat and Tenret,2012),但是有学者基
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两个中国子集数据的
研究却发现中国存在相反的情况, 即教育获得水平越高的群体越不支
持“努力决定成功” 的优绩主义 (Bubak,2019)。 怀默霆 (Martin King
Whyte)早期的调查结果同样表明,与西方社会的想象不同,中国大多数
人都相信优绩主义且接受不平等, 而且越是农村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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