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2 - 《社会》2024年第4期

“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整过程中，民众福利态度的稳定延续（Svallfors，2011）。 前述福利制度影
响福利态度的机制讨论也说明， 福利态度不仅是一种基于个人利益的
暂时性偏好，也受到制度对民众思考与评价方式等的影响，其形成需要
一定的价值和文化基础。对“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的讨论，还需把握原
制度空间如何影响其福利态度的“稳定性”。
第二，跨制度转移本身对福利态度会产生何种影响？ 现有研究对跨
制度转移群体福利态度“变迁性”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其因新制度空间
中的生活与互动而出现的改变。 但是，在生命历程中，各种重要事件会
作为“转折点”使生命轨迹串联起来并影响轨迹方向（曾迪洋，2016）。跨
制度转移不仅意味着移民者身份的变化，也意味着劳动机会、收入与福
利保障等的改变； 迁移前后新旧制度在福利保障上的差别会给移民带
来独特的体验，这也可能引致福利态度改变。 对于中国“农转非”人口，
获得非农业户口这一生命事件本身可能对其福利态度有显著影响，导
致其与城市原住民福利态度的差别。
第三，跨制度转移的不同类型，是否使移民福利态度存在差异？ 不
同特征的人群所能选择的跨制度转移路径不同，由于政策设计的影响，
跨制度转移后所能获得的福利存在差异，融入迁入地的程度也不同。 5"
“农转非”人口不仅区别于农民工等进城人口，群体内部也存在差异。有
学者基于 1990 年代的数据分析表明，“农转非” 多基于个人选择实现，
其 基 础 是 受 教 育 水 平 、 党 员 身 份 和 参 军 经 历 等 个 体 禀 赋 （Wu and
Treiman，2004）。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区别于通过教育、就业、参军、
购房等自主行为获得非农业户口的“选择性农转非”，征地、村改居等外
部政策引致的“政策性农转非”越发普遍（郑冰岛 、吴 晓 刚 ，2013）。 在
“农转非”人口异质性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区分不同的“农转非”类型，
对其福利态度的描述和解释有重要意义。
2.“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解释框架建构
基于上述讨论， 区别于立足民众当前所处制度空间来讨论其福利
态度，本研究通过比较和解释“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之间态度的
差异，系统讨论“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对政府照护责任的认知）的特
征及其形成机制。 笔者力图在分析中兼顾福利态度所具有的稳定性和

5. 例如国外移民研究对接纳不同类型移民的不同政策设计及其对移民融入产生的促进
或阻碍作用的关注，可参见相关文章（如 Schultz，et al.，2021；Otmani，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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