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0 - 《社会》2024年第4期

“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人口迁移对福利态度的影响不断凸显， 相较于学界围绕迁入地人
口对移民福利获取态度持续而系统的讨论， 对移民群体自身福利态度
的分析较少，近年来得到初步关注。
延续移民研究对社会融合的分析， 以及福利态度群体差异的制度
解释路径，学者们讨论和检验了移民群体的福利态度是否会改变，以适
应迁入地生活与制度规范。 相关研究指出，能否融入迁入地社会是“好
移民”（ good migrants）的标准之一（Bontenbal，2023），就像谚语所说的“入
乡随俗”（ When in Rome，do as the Romans do）。 移民的福利态度倾向于
接近迁入国原住民，在观念层面有很高水平的社会融合（ Reeskens and
van Oorschot，2015）。 特别是当移民通过入籍获得正式公民身份，会促使
其福利态度接近原住民（ Kolbe and Crepaz，2016）。 也有研究认为，移民
的福利态度与迁入地原住民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与原籍国和迁入国政
府福利保障水平的差异相关（Lubbers，et al.，2018），还可以体现出文化
影响的延续性 （Luttmer and Singhal，2011）。 但进一步历时性的研究表
明，虽然差异存在，但随着移民在迁入国生活时间的延长，受迁入国福
利 制 度 社 会 同 化 效 应 的 影 响 ， 其 和 原 住 民 的 福 利 态 度 会 更 加 相 似
（ Schmidt鄄Catran and Careja，2017；Seibel and Renema，2021）。
在中国人口流动研究中，进城人口的福利态度也得到学界关注，目
前研究主要围绕农民工群体。 但农民工这一群体囿于制度空间限制，实
质上没有实现跨制度转移，由于职业分割、所有制分割、行业分割等原因，
其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处于劣势（ 常进雄、赵海涛，2016；Ma，2018），
在社会保障领域受到的户籍歧视同样明显，且改善迟滞（李实、吴彬彬，
2020）。 外显的客观差异制约着身份边界的渗透，造成农民工与市民心
理区隔的延续（Shi，et al.，2017）。 作为“制度规定的‘非市民’”，进城农民
工对生活目标的设定以及在城市的生活原则、生活方式基本以农村、农
民为参照（陈映芳，2005），形成边缘化、社会地位低的身份认知，抑制自
身获取更多政府福利的意愿。 经验研究也证明，相较于个体和家庭福利
责任，农民工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较低（杨琨、彭华民，2021）。
随着 “农转非”人口规模日渐扩大，研究跨制度转移人口福利态度
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得以可能。 相较于保持农业户籍身份的进城务工
人员，“农转非” 人口已然得到制度承认， 能够享受部分城市福利。 例
如，在子女教育方面，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入学和升学考试资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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