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4 - 《社会》2024年第4期

“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而影响其行为选择与态度表达。 如前所述，农业户籍人口的政府照护责
任认知较非农业户籍人口更低（Han，2012；万国威，2015；Huang，2019），
可以推论，这种偏好在其“农转非”后仍可能维持。 而且，即使实现户籍
转换，“农转非”人口仍可能受到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视，这进一步使其
保持“农村人”观念，延续原本的态度。 由此形成下列假设 1：
假设 1：“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为了进一步讨论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形塑的福利态度“伦理内核”的
稳定性，本文通过三个分假设进行检验。 首先，检验民众实现“农转非”
后， 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形塑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是否会随着城市生活
时间的延长而逐渐改变？由于福利态度具有稳定的“伦理内核”，本文认
为，即使随着跨制度转移后生活时间的延长，态度差异也会显著存在。
比较“农转非”超过 10 年的人群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是否显著区别于
城市原住民，形成分假设 1a：
分假设 1a：“农转非”超过 10 年的人群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显著低
于城市原住民。
此外，检验态度差异是否稳定延续，还需要处理可能存在的年龄和
世代影响。 一是由于世代更替，不同世代人群的态度观念具有显著差异
（ Pilcher，1994；李春玲，2019）。 户籍制度建立（1958 年）前后出生的民众
和改革开放前后（ 1978 年）出生的民众是不同的“社会世代”，其对城乡
差异的体会和对政府福利责任的认知均可能存在差别； 因此需要检验
不同世代的人口，随着户籍转换后生活时间的延长，其与城市原住民的
福利态度是否仍差异显著。 二是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政府福利责任认
知存在差别，相较于青年人，中老年人支持政府提供更多福利供给（吴
玉玲，2022）；而且，不同年龄段实现“农转非”的人群在城镇劳动力市场
上的发展具有差异（谢桂华，2014），其农村生活体验、“农转非”主要原
因以及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均不同，因此需要检验不同年龄段的人口，随
着户籍转换后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延长， 与城市原住民福利态度是否仍
差异显著。 综上形成分假设 1b 和 1c：
分假设 1b：不论是户籍制度建立前的世代、户籍制度建立后的世代
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世代，“农转非”超过 10 年的人群其政府照护责任认
知均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分假设 1c：不论是青壮年、中年还是老年人口，“农转非”超过 10 年

·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