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6 - 《社会》2024年第4期

“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假设 2b：“农转非” 经历通过提升该群体向上阶层流动预期进而降
低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
假设 2c：“农转非” 经历通过提升该群体社会发展预期进而降低其
政府照护责任认知。
（三）不同“农转非”路径对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影响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农转非”人口的异质性。 本文认为，两类“农转
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较城市原住民均更低。 第一，前述“农转
非”红利对两类“农转非”人口都可能产生积极心理延伸。 第二，虽然
“选择性农转非” 人口的个人禀赋与内生动力更优 （郑冰岛、 吴晓刚，
2013），但这与其在城市中受到与原住民的区别对待（杨汝岱、周靖祥，
2017；许岩等，2020）不冲突，同样可能因潜在差异保持“农村人”的身份
认同。 第三，不论哪类“农转非”人口，其生命历程中农业户籍生活经历
的持续影响均存在。 由此形成假设 3a：
假设 3a：“政策性农转非”人口和“选择性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
责任认知均低于城市原住民。
同时，“选择性农转非”人口在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方面的向上流动相
较于“政策性农转非”人口优势更明显（胡涤非、邓少婷，2018）。 两类人口
在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市民化程度上不同（李颖晖，2014），相较于“选择
性农转非”人口，“政策性农转非”人口仍面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低端锁
定风险，心理不适应感更强，市民身份认同滞后（杨金龙、王桂玲，2020）。
而且，社会同化可能不是个体现象，而是群体现象，移民并非独自
与文化相异的迁入地文明接触，而是处于移民群体中，通过群体与迁入
地文明接触（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118）。“选择性农转非”人口依
靠自身禀赋实现身份转换，“政策性农转非” 更可能是农村社区居民整
体实现跨制度转移，仍保持“初始群体”成员身份，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形
塑的福利态度伦理内核会更显著地延续。 由此形成假设 3b：
假设 3b：相较于“选择性农转非”人口，“政策性农转非”人口的政
府照护责任认知更低。
四、 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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