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0 - 《社会》2024年第4期

“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接表 1）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12 206 49.879 17.329 18 103
宗教信仰（无=1） 12 205 0.899 0.302 0 1
政治面貌（共产党员=1） 12 206 0.194 0.396 0 1
孝心 1 568 6.218 0.873 1 7
社会预期 4 822 4.525 1.064 1 6
阶层流动预期 11 723 0.805 1.356 -8 9
自我效能感 1 561 3.954 0.745 1 5
健康状况 12 202 3.633 0.995 1 5
本人体制经历 10 890 0.566 0.496 0 1
父辈体制经历 11 292 0.668 0.471 0 1
年份 12 206 2015.817 3.470 2012 2021
省份 12 206 13.775 9.233 1 31
（三）分析策略
被解释变量“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 （1）” 为有序变量， 选择
oprobit 模型；“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2）”为定距变量，选择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非农业户籍人口中，有“农转非”经历的人口数量明显少于
城市原住民数量，直接比较两个群体，可能存在较多潜在的混淆变量。
且“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政策性农转非”人口和“选择性农转
非”人口均非随机分布。 有研究比较“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时，使
用倾向值匹配构造处理组和控制组（许岩等，2020）。 本研究在比较“农转
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政策性农转非”人口与“选择性农转非”人口政
府照护责任认知的差异时， 也辅助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以提升分析有
效性，主要采取核匹配的匹配方法。 10 中介效应运用“三步法”进行检

10. 本研究在 倾向值 匹配中 选择的 混淆变 量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工作、受教育水平、
家庭人均年收入、政治面貌（操作化均与控制变量相同），健康情况（过去 4 周，由于健康
问题影响到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的频繁程度， 取值 1~5 的 有序变 量）、 本人体制经历
（本人是否有体制内工作经历 的二分 变量， 即是否目前工作或上一份工作是体制内工
作，体 制内工作包括：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军队，以及国有/国有 控股企业和集体所有/
集体控股企业的工作）、父辈体制经历（本 人 14 岁时 ，父亲和 母亲是否至少 一方在体 制
内工作的二分变量）。 由于城市原住民与“农转非”都是民众的一种历史属性，无法随人
的意志而发生改变（也就无法预测是“农转非”人口还是城市原住民，因为个体无法在这
两种身份中进行自选择），因此通过倾向值匹配无法在事实上构建类似控制组与处理组
的自然实验框架。 但参考既有研究的做法，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两个群体差异的
效果，提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而就“政策性农转非”人口与“选择性农转非”（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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