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1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验。 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福利供给存在制度化差异（Ratigan，2017），可
能影响民众福利态度，因此研究引入省份固定效应。 同时，在混合截面
数据中也引入时间固定效应。

五、 实证分析结果

（一）“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差异
表 2 是对假设 1 的直接检验。模型（1）（2）（3）为基于混合截面数据
的统计分析结果，模型（4）（5）（6）为基于 2017 年截面数据的统计分析
结果。 其中，模型（ 1）（4）为对“农转非”经历（解释变量）和民众政府照
护责任认知（被解释变量）的直接回归结果，模型（ 2）（5）纳入了控制变
量，模型（ 3）（6）为基于混淆变量进行倾向值匹配，然后运用倾向值匹
配后的数据集进行回归的结果。 模型（ 1）（4）结果表明，不纳入控制变
量时，“农转非” 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模型
（ 2）（5）结果表明，纳入控制变量后，“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
知仍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在倾向值匹配中，基于混合截面数据的匹配结果显示，受处理人群
平均处理效应（ ATT）的 t 值为-6.53，说明匹配后“农转非”人口和城市
原住民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仍差异显著。 在平衡性检验中，双 t 检验结
果表明， 匹配后两个群体除政治面貌仍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有区别
之外，其他混淆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混淆变量的偏误比例均在 5%
以下。 匹配后混淆变量联合分布检验的 p 值为 0.703。 这些均说明匹配
后“农转非”人口和城市原住民在混淆变量上基本没有显著差异（受篇
幅限制，匹配结果不通过表格呈现）。 基于 CGSS2017 截面数据的匹配也
有相近效果。 11 模型（3）（6）结果表明，运用倾向值匹配后的数据集进行
回归，两个群体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 1 得到验
证，即“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接上页） 人口进行倾向值匹配则 效果较 好， 本研 究纳入 匹配的 混淆变 量包括 了两类
“农转非”人群主要的禀赋差异来源，能一定程度预测个体实现“农转非”所依靠的路径。
由于混淆变量本人体制经历、父辈体制经历中存在一些缺失值，倾向值匹配后对样本进
行统计分析时，样本量有所减少。
11. 基于 CGSS2017 截面 数据的 匹配结 果显示 ，受处理 人 群 平 均 处 理 效 应（ATT）的 t 值
为-3.57，在平衡性检验中，双 t 检验结果表明，两个群体在混淆变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混淆变量的偏误比例均在 7%以下，匹配后混淆变量联合分布检验的 p 值为 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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