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9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homogeneity） 的减弱是否削弱民众的政 府 福 利 责 任认 知 （Alesina and
Glaeser，2004：133-182；Brady and Finnigan，2014）； 二是文化解释路径，
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影响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念， 从而造成
其福利态度的差别（ Arikan and Bloom，2015）；三是制度解释路径，认为
福利制度（体制）差异造成福利态度差别。随着埃斯平-安德森（2010）对
自由主义体制（英、美等国）、保守主义体制（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和
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划分，以及东亚福利体制
（Goodman，et al.，1998）引起学界关注，制度解释路径越来越成为福利态
度比较中的“显学”。
制度解释路径认为，福利保障水平越高的国家，民众越支持政府作
用的发挥（ Svallfors，1997；Meier，2009）。 在东亚福利体制下，民众对政府
福利供给的支持度可能高于前述安德森提出的三种福利体制（杨琨、袁
迎春，2018）， 但对政府的经济性福利责任和社会性福利责任的支持度
差别明显（陈星、彭华民，2022）。 研究者还进一步挖掘了福利制度影响
福利态度的内在机制。如阶级利益和联盟的形成，短期个人利益，平等、
正义和团结的价值观与准则在两者间发挥关联作用（ Larsen，2006：14）。
同时，福利制度还会通过影响获得工作机会的难易程度、底层与大多数
群体间经济资源的差异等形塑民众对福利应得性的认知， 进而影响其
福利态度（ Larsen，2008）。此外，性别平等观、地区贫富差距、阶层收入差
距等也会作用于福利制度对福利态度的影响（沈冰清、林闽钢，2023）。
不仅在国家间， 一国内部政府的福利供给同样可能存在制度化差
异，例如中国的城乡之间。研究指出，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
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形塑“空间层次结构”（spatial hierarchy），
导致资源配置、 福利待遇差异明显， 居 民权 利并 不 均 等 （Cheng and
Selden，1994），农业户口居民集中的农村地区，政府福利供给水平小于
城市地区（张海鹏，2019）。 这种差异进而影响民众的福利态度，相较于
非农业户籍人口，农业户籍人口经济社会地位更低，对政府福利干预的
期待也更低（Han，2012；万国威，2015；Huang，2019）。 同时，其中还交织
着文化因素，如儒家文化使家庭成为福祉的主要提供方（朴炳铉、高春
兰，2007），乡土社会更完整的文化保存也形塑着农民的伦理观念，削弱
其对政府福利责任的需求。
（二）迁移人口的福利态度研究与问题提出

·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