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社会》2024年第4期

“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的关联，明确本研究的解释路径，为形成关于“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的
具体研究假设提供学理支撑。
（一）福利态度及其与福利制度的关联
由于政府规模与治理能力、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政府
与市场、社会、家庭等其他福利主体间的关系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政
府承担的福利责任不同，进而形成多样化的福利制度（体制）。客观福利
制度存在差异的同时，民众的主观福利态度也存在差别，即民众对资源
和生命机会的（再）分配以及对旨在改善不利条件的公共政策的规范取
向（ Svallfors，2012）认知不同。
福利态度包含多个维度，本文重点围绕既有研究普遍讨论的维度：
“政府责任认知”，即民众对政府福利责任大小、边界的认识（范梓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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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晶 ，2021；陈 星 、彭 华 民 ，2022；吴玉 玲 ，2022）， 具 体 体 现 在 养 老 、教
育、医疗、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诸多方面。如果民众对政府责任缺乏客
观理性的认知，会限制其福利需求的表达，削弱其接受家庭之外的福利
主体福利供给的意愿；同时，客观理性的认知一定程度上能限制民众对
政府福利的过度索取，促使其更积极地承担纳税等福利供给责任。 本文
主要关注民众对政府承担老年人和青少年照护责任的态度 （以下概念
化为民众对政府照护责任的认知）。 3
已有研究深入探析了影响福利态度的因素， 进而解释群体间态度
差异。拉森（Larsen，2008）指出，宏观层面上（特别是国别间）福利态度的
差异主要有三种解释路径：一是群体解释路径，关注族群同质性（ethnic

2. 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梳理，结合中国福利保障制度化建设仍在推进的现状，以及民众对
福利供给的态度可能存在波动与张力的现实条件， 我们可以将福利态度的内涵划分为
三个维度：一是“政府责任认知”。 二是“福利获取意愿”，即民众对从政府那里获得福利
的接受程度。 其与“政府责任认知”有本 质差异 ，一些民众 认识到相关服务是政府的责
任，但不会主动表达福利需求 ，更希望以自身努力化解困难；部分民众 则没有 明确的责
任认知，但愿意接受政府的福利供给，即有着较强烈的“福利获取意愿”。 三是“福利供给
支持”，表现为民众对再分 配的支 持程度 ，如是否愿意通过缴纳 税款等 方式支持国家公
共服务。“福利供给支持”同样可能与前两者产生张力，部分民众希望政府加大或维持福
利支出水平，但不希望政府通过提高社会保险费或个人所得税来实现（这也意味着被用
于测量福利态度的“民众再分配偏好”可能存在差异：对弱 势群体而 言，其代表“政府责
任认知”；对经济社会地位较好的群体而言，则代表“福利供给支持”）。 由于数据限制，本
文对福利态度的这些内在张力不做过多分析，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讨论。
3. 变量选择的原因与操作化将在文章第四节的“变量测量”部分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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