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致力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逐步消解人口空
间流动的制度羁绊，特别是伴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 1 亿非
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十四五” 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等
一系列政策先后出台，除个别超大城市外，落户限制明显放宽，在城镇
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更加便利， 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
户口（以下简称“农转非”）越来越成为常态。 截至 2023 年初，中国累计
约有 3 亿农村人口转入城镇成为新市民，尤其近 10 年有 1.3 亿农业转
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张桂文，2023）。
大规 模 人口户 籍 属 性 变 更 带 来 了 各 类新 现 象 及 值 得 探 索 的 新 问
题。 传统户籍分割不仅造成城乡福利供给、 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明显区
别，还形塑了不同户籍人口的态度偏好与行为选择差异。 户籍属性变更
后，一方面，曾经的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对主观态度的影响会在“农转非”
人口的生命历程中延续，导致农业户籍人口和“农转非”人口的主观态
度存在相似性；另一方面，城市原住民与“农转非”人口生活经历的差
异，不同“农转非”群体之间的差异，也影响着不同群体对自身与社会生
活的体验和预期，形塑了群体间态度的异质性。
福利态度（ welfare attitude）关乎民众利益诉求表达，也 影响 福 利 政
策议程设置。 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进程中，福利态度得到越来
越多研究的关注。 政府福利供给的客观差别导致身处不同制度空间的
人口在福利态度上的显著差异。 而对跨制度转移人口福利态度的讨论，
在关注其当下所处制度空间的影响之外， 还需要把握原制度空间与跨
制度转移经历本身的影响。那么，数以亿计“农转非”人口的福利态度会
表现出何种特征？与城市原住民趋向一致还是始终存在差异？曾经的农
业户籍生活经历和“农转非”这一重要生命事件对新市民的福利态度产
生何种影响？不同“农转非”路径人口的福利态度又存在何种区别？基于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加以讨论，弥补对该群体主观
特征研究的不足，深化对福利态度与福利制度、人口跨制度转移间关系
的解释。 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在中国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现实情境下，
福利态度对发展和完善福利政策的实际价值及其限度。

二、 研究基础：福利态度的解释路径及其与跨制度转移的关联

下文首先从整体上讨论福利态度及其与福利制度、 跨制度转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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