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社会》2024年第4期

边缘人与始迁祖:吴景超与潘光旦论迁移

2000e：315-319）。 受其业师达文波特的影响，潘光旦所治的是狭义派的
优生学。 比起广义派的优生学，狭义派更不注重环境的影响，而专以遗
传之迁善为目的，以有选择的婚姻生产为手段。 换言之，即认可通过婚
姻选择与生育后代的方式来实现人类遗传品性的优化（吕文浩，2009）。
潘光旦是一位“通人”，不仅学术兴趣广泛，跨越优生学、谱牒学、儒家
社会理论和思想史，还会通过大量时评随笔（报纸文字）介入时政讨论
（闻翔，2016）。 不过，所有这些讨论的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利用
已然的现存的文化势力和产生新的文化势力， 使中华民族里比较优秀
的分子可以取得婚姻生产的保障， 取得婚姻率和生产率的提高”（潘光
旦，2000d：443）。
作为 20 世纪初广受尊崇的一门科学，优生学现今已经完全被排除
在学术共同体的讨论之外而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这主要是因为优生学
与种族主义的显著关联以及强制绝育带来的一系列人权侵犯（吕文浩，
2009）。 这段劣迹斑斑的历史是潘光旦研究者沉重的思想包袱，以至于
他们要么绕开潘光旦思想的生物学基础， 要么用其人文思想覆盖或化
解其生物学面向。 除去这一历史包袱，另一个导致社会学学者忽略潘光
旦生物学思想的原因， 是优生学所涉及的生物性的身体很难进入传统
社会学理论的视野，在西方社会学思想源头的圣俗二分理论中，生物性
的身体是与神圣社会相对立的凡俗的存在。 例如，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
研究描述了不受控制的肉体与具有独立性的灵 魂 之 间 不 可 跨 越 的鸿
沟，灵魂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人最珍贵的部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并
不因为其是一个简单的区别于他人的东西，而是相对于其最切近、直接
的环境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存在”（Durkheim，1995：274）。 这种神圣的属
性并不来自于生物性的身体，而来自于社会，只有和他人一起的集体经
验才能使个体获得从物理环境中的解放。 在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之下， 倒置人的生物性基础与社会性基础去强调前者相对于后者的独
立和自主性是十分困难的。
可喜的是， 潘光旦的思想体系正提供了这样一种难以想象的可能
性。 在他的理论中， 健全的血系内在地包含着超越现实社会制度的可
能。 在潘光旦（2000m：118-119）看来，“人”真正的定义是对于社会空间
和时间的超越性，“人文思想者心目中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 ……人虽
是一个有职业、有阶级、有国、有家……的东西，他却不应当被这许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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