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社会》2024年第4期

边缘人与始迁祖:吴景超与潘光旦论迁移

粘合了边缘人心智内部原本的分裂。 吴景超的博士毕业论文是典型的
芝加哥学派城市民族志研究，其研究对象，即芝加哥的中国移民，正是
在物理和文化意义上跨越新旧社区的典型边缘人形象，“（中国移民）迟
早会变为一个边缘人，一种新的人格，一个文化融合的主观面向。 文化
的冲突会在他的心智里不断上演，……除去他们需要消化的新文化，他
们始终背负着来自旧世界的文化包袱”（ Wu，1928：328）。 这些边缘人会
经历混乱和迷失，甚至会获得一种反社会的人格。 不过，吴景超建议他
的读者们暂时抛弃这些悲观的判断， 和他一起畅想另一种可能性，“边
缘人的这一不利面向已经不需要再多阐释，大多数人都已经觉察到了。
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边缘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或者说，他在未来将要
扮演的重要角色”（ Wu，1928：330）。 仅仅靠个体的心智力量难以统摄来
源于不同社区的相冲突的文化， 吴景超将解决之道寄托于以超越地方
的物理和文化社区———国家———作为人格的基础。 在这一概念框架下，
国家具有明确的物理界限，具有内部多样但最终融合的文化，可以作为
个体人格感情的投射和寄托，“由于对中国与美国都有所认识，他（中国
移民）会发觉中国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物质文化方面，远远落后于美
国。他因此会知道，除非物质条件得到改善，变为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
否则中国永远不可能立于强国之林。 这种认识将赋予边缘人一种改革
的愿望。 其次，当他来（回）到中国，他会立马感觉到在美国养成的习惯
使他无法适应于中国的制度。 这种不舒适的环境将使他有动力去改变
身边人的习惯”（Wu，1928：332）。
吴景超试图以扩大到国家的社区基础来弥合具有地方性的社区生
活可能在边缘人人格内部产生的分裂， 这种救治方法在当时的社会背
景下极富现实性和政治价值，但依然有明显的缺陷。 具体而言，吴景超
的国家主义方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作为一个社区的内部和谐与统
一性，即依赖于现实的政治秩序，需要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知人善任并
纳谏如流的领导，一群团结在这个领袖周围的专门人才。 这一对国家政
治秩序的想象贯穿于吴景超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初的思考中
（方慧容，2022）。 然而，吴景超本人在权力中枢的从政经历构成了对这
一理想的颠覆。 目睹过官僚机构的扯皮低效， 战后权力中心的争权夺
利，官僚资本横行以及庙堂之外众生饿殍遍野，在 40 年代末辞官回到
清华园后，国家主义的方案在吴景超的思考中似乎不再处于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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