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争论中坚持“发展工业救
济农村” 方案的关键。 一个人若能离开农村来到都市，“生活的许多束
缚，便都能得到解脱。 ……自由是都市中的特色，……你可以对于自己
的生活，照着自己的爱好去安排，而不受固有的物质环境及风俗传统所
束缚”。 城市中高度发达的文化机构和具有差异性的地理空间使个体的
欲望和性情得到了极大的抒发和表达，“你如喜欢研究， 在都市中可以
得到图书馆、实验室；你如爱好艺术，在都市中可以得到同志，彼此观
摩；你如喜欢音乐，在都市中可以有各种戏剧，各色娱乐，来投你的喜
好。……在都市中，一个人的兴趣可以充分的发挥。他可以对全国，对全
世界发生接触。 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只有在都市的环境中方能得到充量
尽致发展的机会”（吴景超，2010：200）。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经济建设方案需以政治统一为前提， 但在
中央与地方军阀为培植兵力而筹饷、 不断增加苛捐杂税以及地域主义
和政治分裂的状况下，一切建设都是空谈。 吴景超（1933）判断，中国唯
一的出路就是政治统一，“边缘人” 正是这套统一的国家主义秩序的人
格基础， 其跨越空间的内在冲动是治愈地域主义和政治分裂的一剂良
药。 在对两汉移民的研究中，吴景超反复强调移民对于中国文化统一性
的贡献。 两汉时人民因农业束缚而安土重迁，若人口完全不流动，则各
地文化日益分梳，绝无同化的可能，“但中国的文化，自从战国以后，可
以说是日在融会贯通的路上走。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但流民与兵
卒，在这过程中，也负了一部分的责任。 ……等到他们回到故乡以后，已
经不是那囿于一隅之见的乡曲可比拟的了”（吴景超，1932：11）。 自由流
动到帝都读书的儒生是突破地方文化壁垒的重要力量，“当时的学术，既
以帝都为中心，儒生又多到帝都来受业，所以在两汉时代，能够造成全
国一致的学风。这些儒生，既是一个炉子陶冶出来的，他们的道德观念，
政治思想，齐国平天下之道，当然也相仿佛。 所以他们到各地去做官，如
看见那个地方的风俗闭塞或差异，他们一定要竭力使其同化”（吴景超，
1932：13）。
以边缘人作为国家主义的基础意味着吴景超是以都市社区为原型
来构想国家的。 我们已经看到，汉代最重要的两项国家制度（兵役和太
学）在吴景超的描述中是以兵卒和儒生“进城”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国家
作为一个极具包容性与多样性的社区，成为人格成长的新的空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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