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24年第4期

边缘人与始迁祖:吴景超与潘光旦论迁移

化发展问题。 在经济层面，他明确提出要“发展工业以救济农村”；在政
治层面，他的思考围绕着国家主义展开。 在博士毕业后的从教与从政
生涯中， 吴景超再没有以民族志的方法做过个体层面的边缘人研究，
但“边缘人”模型却构成了他所提出的经济与政治方案的重要人格基
础。
吴景超熟读中国历史，在清华同学中有“太史公”的美名，但他丝毫
未觉“边缘人”这一概念中的空间与人格的关系同中国人的经验感受有
任何距离。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业经济对固定性的要求禁锢
了人格与空间的关联，不过，一旦这一限制有所放松，边缘人的人格特
性马上就会展现和发展。 1931 年和 1932 年，吴景超在《社会学刊》上发
表了《两汉的人口移动与变化》（上）（下）两篇文章，熟练引用《前汉书》
与《后汉书》中的史料细节，描述了一个在两汉时期极不常见的现象，即
人口的移殖与流动。 吴景超开篇指出，两汉时期大多数人口在空间中的
静止状态是由农业造成的。 土地是移不动的，土地之上的农家也就无法
迁徙，于是被绑定在土地上的人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观念”，即乡土观
念。 这表现为人于他乡建立的种种丰功伟业都无法使他乡的空间和其
中的社会生活对人自己有任何重要意义。 汉高祖纵得天下依然“游子悲
故乡”， 立功异域的班超年老之时“不敢望到酒泉郡， 但愿生入玉门
关”，若在他乡得志而不回故土，则会完全得不到情感上的满足，正如项
羽所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吴景超，1931：24-25）。 与“边缘
人”概念中人格成长与空间移动的紧密内在关联相反，乡土观念体现的
正是两者的无关性。
然而，吴景超（1931：23）并不认为“乡土观念”中的人与空间的关系
是中国文明的底色，相反，它只是“边缘人”被农业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后
果，“这两种观念（乡土观念和家族观念）的养成，无非由于家庭的不流
动”。 两汉的兵卒制度强制年轻男子离开家乡接受训练一年，到京城去
当差一次，并到边境去防寇。 虽然兵卒制度是一种强制性的人口流动
制度，但它能使人口暂时离开农业的束缚，进而即刻激发出边缘人的
人格特征，同时，另一个物理和社会空间内的新事物和新文化也会即
刻成为这些流动人口心灵成长的契机。
吴景超毫不怀疑农业与土地对于边缘人人格的束缚在近代社会会
进一步减轻甚至消失。 这一人格层面的思考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吴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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