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人格与空间的内在关联所带来的实质困难是人格的活力极其依赖
于外部空间中社会生活的和谐， 反之现实社会空间中的裂缝则会很轻
易地在人格内部产生回响。 例如，城市中由人口聚集和生存压力而不断
细化的经济分工会直接导致人格的狭窄化，“于是这就诱发出一些稀奇
古怪的现象来，诱发出大城市所特有的与世隔绝的独处、反复无常的怪
癖和高贵生活的奢侈”（ Simmel，1994：42）。 又如，贫困和犯罪聚集于某
些特定的社区，这些社区和其他城市空间的隔离不断加深，这些因素在
空间上的积聚和隔离效应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道德人格和行为都有
不 可 逆 转 的 负 面 效 应 。 这 一 出 现 在 早 期 芝 加 哥 城 市 研 究 中 的 命 题
（ Park，1984）现今依然是城市社会学重要的命题，如对“邻里效应”的讨
论（ Sampson，2012，2019；Sharkey，2013）。 究其根本，这一困难源于个体
人格和城市空间中的客观文化在力量上的悬殊差异， 人在城市空间中
注入了生命的力量， 力图使自身的个性和人格在空间上有充分的呈现
和表达， 但在此过程中创造出的种种政治和经济生活却变成了超越个
体力量的客观文化，在它们面前，“人格无力维持自身的完整”（Simmel，
1994：44）。 由此可见，以跨越社会空间的方式来丰富个体人格的命题有
很大的困难， 它始终难以平息人们内心反复的怀疑——我们是否过度
—
乐观地估计了个体人格可以承受的重量？

四、 始迁祖的血系

虽然潘光旦和吴景超 都 认 为 迁 徙 具 有积 极的作 用 ， 但 在潘 光 旦
（2000r：152）的思想体系中，与空间发生实质关联的单元并不是个体的
人格，“一个单身的移民只能有经济上的意义和文化上的意义， 在生物
方面是无所谓的；一个远来的和尚也是如此，但若所移为一家，或移动
的原因是婚姻， 那就富有生物的意义， 因为这一家或一个人的种种特
性，使有遗传而散播的可能”。 同样需要澄清的是，潘光旦笔下的“所移
为一家”的“家”，强调的并不仅仅是社会组织和伦理意义上的家族，更
是生物意义上的血系。
潘光旦首先是一位生物学家，他学说的立足点是生物学和优生学。
“生物学家观察文化和解释文化，有一个假定，就是文化盛衰由于民品
良窳，而民品良窳由于生物的原因。 ……生物学者讲起人类的遗传，不
但顾到形态与生理方面，连智力、性情、脾气也都牵入范围”（潘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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