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9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与涂尔干的重要差别。 在葛兰言研究的中国农民宗教中，更应该与涂
尔干的集体欢腾相类比的，本该是冬季各个家族封闭在自己村庄中所
感受到的内部团结。 但至少在《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葛兰言对
这一部分一笔带过。 在后来的作品中，即便重新仔细描写冬季的狂欢
场景，葛兰言在理论序列中也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次生的形式。 概言之，
在葛兰言这里，集体与个体的关系固然重要，但并不足够“基本”，基本
的是地方群体内部不同氏族的关系与团结。 这一判断显然为第二代涂
尔干学派成员所共享，莫斯（ Mauss，1969：136）根据对爱斯基摩人的研
究得出结论：被涂尔干视为次级的地方群体，似乎是最基 本 的社会凝
聚构成形式。
此外， 尽管葛兰言也遵循涂尔干的做法刻画这一社会团结的情感
起源，但是，在情感之外真正使这一通婚系统与春季仪式运转起来的，
也真正使得相邻集体互相需要的， 是葛兰言反复强调的在古代中国最
为重要社会凝聚形式——性别对立。 这一组对立既意味着经济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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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区隔，也意味着性结合与生育后代的彼此需要。 概言之，葛兰言
已经展露出这一可能：家族与性别这两对二元性（ dualisme）的结合本身
才是社会契约与社会团结的源头。 而仪式激发的情感只是为了让已经
被预先决定（préfixé）的义务性（obligatoire）的婚姻交换在此时兼有自主
与爱情的色彩。 最后，除了每年春季仪式在圣地不断通过新的婚姻仪式
更新的契约之外，已经完成婚姻进入对方村庄与家庭的“人质”本身就
是日常集体间团结的保障。
因此，对于“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或者说，对于中国社会最为
古老的社会凝聚体系来说，对于“凝聚原则是什么”这一个问题，葛兰言
（ Granet，1926：16）的回答是：地方共同体内部、家族之间的婚姻交换构
成了社会运转最原初的一般性法则。 无独有偶，在葛兰言《中国古代的
节庆与歌谣》 出 版 六 年 后 ， 莫 斯 的 《礼 物》 被 认 为 打开 了 对 相 互 性
（ réciprocité）和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的研究（汲喆，2009）。 葛兰言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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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婚姻交换的强调与贯穿学术生涯的研究大大丰富了这一面向。 无

5. 如果我们以葛兰言在《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关于婚姻交换的论述作为起点，将
目光穿过他的各个作品，最终以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古代中国的婚姻分类与亲
属关系》（1939）勾连起他对亲属制度的持续求索，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在《中国文明》
中，当葛兰言在重写农民宗教时 ，他已然 不再只 模糊而 总体 地 提及地 方 共 同（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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