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2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凝聚及其演化：葛兰言的历史社会学

特方式———一种非个体的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生学的历史。 在这种
历史写作中，精确的年代学与作者个体的心理都难觅形踪。 历史并不只
是描述偶然事件的接续，而是要不断要求呈现客观的发生机制。 然而，
这种纯粹社会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是否能够又如何在具体的研究中实
现？ 除了在笔战中提出原则之外，西米昂并不是在研究中真正践行这些
原则的人。 这就自然提出一个潜在的对社会学的挑战：社会学是否只是
基于自己的范式构成对以“方法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批评，而本
身并没有能力真正进入历史和处理历史材料，因此，我们仍不得不将历
史这一领域留给历史学家，寄希望于历史学的内部改进。 学术史往往直
接进入对年鉴史学的书写，显然是默认了这一前提，这一默认则是因为
跳过或忽视了葛兰言的工作。
在“社会学年鉴学派”中，与其他研究原始文明或现代文明的成员
不同，葛兰言在工作中承担了对这一任务的探索，将西米昂宣称的书写
历史的方式践行在具体研究中。 虽然从未公开命名自己的工作，但他实
际上在年鉴学派的基本框架内创造了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他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历史实践一种以社会学的方式研究历史的范式，
呈现了一条不同于后来年鉴派社会史进路的脉络。 葛兰言的这一尝试
往往被跳过或忽视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不同于法国史学传统的研究者，
葛兰言的研究对象不是欧洲社会，而是中国社会。 尽管只是使用中国的
文献材料，葛兰言仍然希望通过这个具体的文明案例得出客观、普遍的
历史分析机制。 葛兰言的工作很容易被归为汉学或民族学，无法真正从
历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加以检视和讨论。 当葛兰言的作品真正进入中国
历史学家的视野时， 又因为中国历史学家处于以历史科学来改造传统
学术的处境，与葛兰言所处的学术论争背景与学术旨趣差异太大，从而
使得葛兰言的工作没有被真正归纳和评估。 本文正是想要呈现葛兰言
以社会学的方式重构古代中国历史的努力。 当葛兰言的支持者或反对
者都只满足于将其归为“社会学”来突出他与其他中国历史学者的工作
时， 其实并没有仔细分析葛兰言究竟以何种社会学的方法和概念工具
来分析中国的材料， 在这种具体的分析中， 呈现了何种书写历史的范
式，又得出了什么社会学意义上的结论，以及这些结论对于身处 20 世
纪的年鉴学派的葛兰言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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