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种可疑之物，最后剩下的不能怀疑的确定之物将是“我们内心所经历的
东西”，即我们所熟知的自己的情感。他指出，无论我们内心情感的对象
是什么，这些对象处于什么状态，甚至无论这些内心情感是现实的还是
虚幻的，我们自己是醒着还是在梦中，都不影响我们的情感体验的确定
性（ Ⅱ.173）。
如果上述辩驳针对的是“我思”之“思”的问题，那么，在若干年后的
另一篇文章中，沙夫茨伯里进一步追问了“我”的问题。 他在该文中宣
称：“所有的知识都依赖于这个先在的研究， 我们只有先确定我们自己
是什么，才能真 正 确定所有事 情 ”（后来 大 卫·休 谟 在《人 性 论》的“引
论”中重申了这一立场）。随后，他试图从这一宣称出发推进笛卡尔的问
题。 对于笛卡尔那句“我思故我在”这一“富有创意的名言”，沙夫茨伯
里追问：这一命题中首先被当作毋庸置疑的先在前提接受的那个“我”，
那个作为怀疑和思考的主体之“我”，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这似乎是
被笛卡尔绕过了的问题（ Ⅲ.193）。 在沙夫茨伯里看来，自然情感而非理
智知性，才是人的“第一性”。这一思路为接下来几乎整个苏格兰启蒙运
动探讨现代人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四、 非自爱的社会性

如前所述， 沙夫茨伯里理论工作的一大要旨便是重建一种不同于
霍布斯的人性论，以之作为自由共和政体的道德基础，或者为一种自由
而有德性的市民社会秩序提供人性论基础， 以弥合个体与社会之间的
紧张性。而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探索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如上
文所说，格劳秀斯的社会性概念包藏了自爱的内核，也就是说，社会性
终究还是从属于自爱这一根本目的的手段。 这一状况如果在格劳秀斯
那里只是一个苗头的话，到了萨缪尔·普芬多夫（Samuel Pufendorf，又译
“普芬道夫”）那里，情况就更明晰了：
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 他们具有对维持其自身存在的强
烈关切，自身一无所有，没有伙伴的帮助就不能自我保护，并
且非常适合相互提供帮助和好处。 然而，同样的是，他同时也
是一种满怀恶意的、好斗的、易被激动的、想要尽其所能去伤
害他人的动物。 结论就是：为了安全，对他而言社会性的生活
就是必需的；与那些和他类似的人团结起来，并且针对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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