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6 - 《社会》2024年第4期

现代道德秩序及其自然人性基础：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的社会理论意涵

于对和错的知识”以及“理性的运用”方面（Ⅱ.35）出了问题，更具体而
言，是由于习染、风俗、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不良影响，导致了自然的败
坏，也就是恶的出现（Ⅱ.34-36）。
因此，沙夫茨伯里所说的那种总体和谐的神圣秩序，当然不是就人
类社会本身而言的描述性的实然秩序， 而是借助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和
思维揭示出的具有某种规范性的、 对于社会及人性之自然性和可能性
的一种发现。 因此，这就需要一系列的理论工作来澄清各种因素对自然
人性的遮蔽和败坏，并将这种规范性和可能性呈现出来。
沙夫茨伯里的神圣秩序观念在思想史上意义重大。 查尔斯·泰勒
（Taylor，1989：255） 将其视为人性的目的论伦理学 （teleological eth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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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转向“内在化” 或“主体化” 的关键步骤； 或者用施尼温德
（ Schneewind，1998：3-6）的框架来说 ，乃 是逐 渐 朝 向“自 律 ”（autonomy）
或“自制”（self鄄governance）这一启蒙原则的现代道德哲学史进程中的重
要一环。 这意味着，与既往诸多道德理论体系诉诸外在性约束（包括正
统基督教的体系及霍布斯与洛克等人的体系）不同，沙夫茨伯里通过神
圣秩序的观念及随之而来的对于自然人性的肯定， 为人类的道德秩序
摆脱外力约束、迈向内在自觉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这意味着道德秩序有
可能通过自然人性的某些特质及一定的社会机制得以实现， 而无需神
意的随时介入，甚至世俗政治权力的救济也不是绝对的必需。 由此，后
来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追求和捍卫的一种自由而有德性的市民社会就
具有了理论的可能。
沙夫 茨 伯 里 开 辟 的 这 一 路 径 ， 后 来 被 弗 朗 西 斯·哈 奇 森（Francis
Hutcheson）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诸多思想家
继承并加以转化，成了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的重要线索。 尤其是亚当·

7. 这一转变带来的最主要的新观念，被泰勒称为“对人的关 注”（focus on the human）：
人类幸福在宇宙中具有重要性，而且成了神致力于达成的目标（至少部分目标）。 这种
观念无疑表明，上帝的存在及其仁慈本性需要通过人类的善和幸福来规定，正统 观念
中人类为上帝而存在的秩序发生了颠转，这在传统天主教和诸多宣扬启示信仰的教派
看来是大逆不道的（ Taylor，1989：267-268）。 就此而言，沙夫茨伯里的神圣秩序观念虽然
是在神学框架中发展出来的，但实际的理论效应却是为人赋予了重要地位。 因此，即便
其理论根基与霍布斯有着根本的不同， 但就以人及其秩序为核心关切这一点而言，二
者则是共同的。 显然，这就是巴尔（2024：i-iii）将两者的理论都归入一种“世界理性”形
态（即一种“旨在按照人性的利益来构建私人和公共生活”的思想路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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