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7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证租约的确定性，因为在封建法律下，地主有权恣意地驱逐佃农。 早
期英格兰的普通法也仅能提供微不足道的法律救济与经济补偿，而不
能恢复佃农对土地的占有（Smith，1976a：392），更何况封建地主出于自
身的短期私利与政治支配的动机，根本不愿租期得到法律固定。 他们
有意造成农民土地权利的不确定性，经常任意地撤回租地合约。
封建贵族卷入“永无休止的战争”（ Smith，1978：520），并对佃农征
加沉重的租税与军役负担，使其无法持续投身于经济改良活动。 作为
人身支配的标志，这类军事服务并无固定的契约，而是强制性的政治
义务。 国王的军队也会要求地方提供马匹、车辆与辎重（ Smith，1976a：
393-394），这类任意的兵役负担极大地扰乱了生产活动，而封建地主
的暴虐与短视使其默许国王从佃农手中榨取利润。 在法国，任意和沉
重的经济负担促使农民尽量显得穷困（ Smith，1978：581），投入开垦土
地的资本尽可能减少，甚至不进行土地改良（ Smith，1976a：394）。 人身
的独立与自由是个人改善其自身条件并 获 致 幸 福 的 关 键 ， 但 在封建
体制下却被极大地束缚。 同时，贵族领主总是拥有大量的侍从，他们
需要大量的租税养活这些“闲散绅士”（ Smith，1978：246）。
最终，封建欧洲的经济落后状况非但无法得到克服，反 而 显 现 出
自我维持与自我加强的特征。 封建领主制的武力政治结构首先激化了
内战与外战的频度与烈度，使欧洲的经济发展受阻。 领主将其财富与
精力集中于军事事务与政治支配，无法投入足够的资本进行庄园与土
地改良。 同时从佃农一方看，不公正的政治制度损害了他们的安全与
自由， 使其无法改良土地。 整个欧洲由此陷入“贫穷与野蛮”（Smith，
1976a：382）， 封建政府则变得愈加具有压迫性。 封建领主为了在不安
定的政治环境中榨取更多的农产品，禁绝国内外一切谷物贸易，降低
了农业生产的利润水平，扰乱了商业活动的自由往来，导致生计经济
愈加强化。 尽管斯密看到了封建格局下存在一定的经济进步，但总体
而言，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对于自然经济向商业经济模式的转型仍然
至关重要。 但显然，在封建时代的领主—佃农关系中，经济积累与资本
投入都付之阙如。 换句话说，如果无法革命性地推翻封建时代基于普
遍军事化、政治支配与社会压迫的社会格局，欧洲便无法实现真正的
经济改良与资本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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