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0 - 《社会》2024年第4期

“非自然与倒退次序”：亚当·斯密论现代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

特权方面也最为慷慨”（Smith，1976a：402）。 斯密认为， 王权是欧洲社
会变革的重要行动者，为了赢取更多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削
弱地方领主的权威，王权保护并鼓励城镇的发展。 同时，为了撬动权
力的天平，君主急需市民阶层的经济与政治效忠，因此也愿意赋予城
市团体更多的独立性。 欧洲城市建立起独立的司法机构与行会，并逐
渐拥有了在婚姻与交易等私人活动上的个人自由。 斯密注意到，市民
与工 商 业 者 由 此 才彻 底 摆 脱 了 奴 隶 的 烙 印 ，拥 有 了“现 代意 义 ” 上 的
自由（ Smith，1976a：400）。君主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使城市的制造与贸易
团体更直接地将人头税输送至国库， 提高 了 中 央 政 府 的财 政 汲 取 能
力， 也使城市免受皇家官员恣意行为与封建领主暴力的侵扰（ Smith，
1976a：400）。 不仅如此，欧洲的君主还欣然支持国外奢侈品的进口供
应，以补足本国臣民的生产缺口（ Smith，1976a：263-364）。 此类政策极
大地 促 进 了 城 市 经济的繁 荣（ Smith，1976a：403-404；Smith，1978：288-
290、427）。
斯密认为， 要改变政治权力的平衡， 就必须扭转财产的平衡状况
（ Smith，1983：149）。 商业由此才显露出最关键的社会意义，即商业需要
帮助摧毁封建结构，以真正促进经济进步（Smith，1976a：412）。 斯密观
察到，商人会“出于自身利益”向领主输出奢侈品，领主则会为了“满足
他们最为幼稚的虚荣”而将财富尽数用于奢侈品的消费之上，以至于
不再能够像从前一样养活大量的扈从与仆人（Smith，1976a：422）。 依靠
地主的虚荣心理与奢侈消费的非意图后果，商业最终引致领主制的解
体。 另外，地主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征收更高昂的租税以负担其挥霍无
度的生活，这超过了原有的农业生产限度，于是佃农开始要求更长期
与安 全 的土 地租 约 ， 进 而 逐 渐 突 破 了 人 身 依 附 的枷锁（Smith，1976a：
421）。
在这段充满突变的历史中，远途贸易实际上是现代商业社会成型
的必要不充分条件，而王权、领主与城市政治权力的格局则是这段历
史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法学讲座》中，斯密指出封建制仅仅在
“欧洲的一隅”得到了革新（Smith，1978：187）。 相比西欧的继承式君主
制，日耳曼地区的选举君主制较为羸弱，其权威无力制服领主（Smith，
1978：189），但该地区庞大的封建地产已足够负担起领主的奢靡生活。
为了购买更多的奢侈品， 封建领主力图从佃农手中榨取更多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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