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0 - 《社会》2023年第3期

“无家可归”的孤儿与作为天职的科学

（二）科学的非理性
个体的学术工作与资本主义的“时代命运”交织在一起，造就了每
一名学者的职业命运。 韦伯认为，这一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
这一非理性首先是指机遇。 韦伯（ 2018：7）强调了机遇对于一名学
者的极端重要性：“我几乎数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别的行当， 机遇能在
里面发挥这样大的作用”。 这一判断的惊世骇俗之处在于，在理性化这
一历史洪流中，作为最具理性化特质的科学研究之载体，也即现代意义
上的大学这一组织机构，其科研人员的命运却是极其非理性化的。 这一
结构与韦伯对于新教教徒之刻画几乎完全相同。 通过类比，韦伯认为，
大学里青年教师的晋升与其他行业里最顶尖、 激烈和不确定性的晋升
之间无甚区别，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都是机遇。
这一理性之科学研究与非理性之命运二者间的关系甚为复杂。 韦
伯（ 2018：9）从研究客观制度的角度出发，发现在关于大学教师之升迁
任命的讨论过程中， 这一大多数都是非理性化的结果却来自于评委学
者们“诚意根据纯粹客观的理由作决定”。 也就是说，有投票权的（往往
是资深望重的）学者们根据理性而客观的理由，以诚意的态度所做出的
决定，最终会导致一种非理性的结果。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并
非仅仅是在大学中决定升迁的资深教授群体的“集体意志”选拔这一机
制本身难臻完善，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紧密关系、巨大张力和复杂性也有
重要影响。 31 然而，正如韦伯（2018：11）所说，一个人是否同时具备研究
和教学这两种能力，“完全是碰运气”。日益复杂而细密的客观性制度看
似理性，却必然带来非理性后果。 随后，韦伯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判断：
“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如果说以上是科学的外在表现形式， 那么科学的现代性内在困境
则在于：学者在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之中必须有着迷狂的投入，即非理性
的激情投入，再加上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即带有偶然性的“灵感”，才
可能取得科学上的成就。 所以， 无论是从外部条件还是从内在要求来
说，科学工作同时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果。
不过，韦伯冷峻的否定性论证还要再进一步：科学本身的命运“注
31. 克拉克（2013：548）对于德国现代大学历史进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演讲 的具
体背景。 在韦伯的时代，“洪堡式意识形态”使得当时德国大学中学者与教师之间的“联
合成为一种典范”。

·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