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5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本文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 将韦伯理解成一名无家可归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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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因为这是他个人生活的现实状况， 而是说，这一“孤儿”式命运
与精神气质以及秉承卡里斯玛式激 情用理性 化 方式来 理解世界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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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的行动——也就是作为天职的科学———出自他本人的文明认同
和对现世的复杂理解。 从新教研究中对于“无家孤儿”的刻画，到“科学
作为天职”的演讲中所弥漫的此种精神，二者之间的亲和力关系，借用
韦伯所尊重的学者威尔豪森（J. Wellhausen）的概念，堪称是“内在的演
化”（ immanent evolutionistisch）（韦伯，2010c：5）。 它既是个人思想与内在
倾向的演化， 也是文明在个人思想中的体现。 正是在这一点上， 艾登
（ Eden，1987b：416）认为，韦伯并非一个尼采式虚无主义者。 而与前述现
象学社会学传统之中关于“无家”的理解相呼应，雷蒙·阿隆在为韦伯
所做的辩护中指出，韦伯实际上构建了一种“行动现象学”，他所揭示
出来的“科学的局限”“思想与行动的矛盾”是对于“人类境况”（human
condition）的现象学描述的真正贡献（Aron，1985：372）。 李猛（2001：125）
则在对洛维特等学者的综述中指出，在韦伯对于“当代世界中人 的命
运”的思考中，“这种命运绝不是人的自由的反面……理性化的命运与
现代人的自由相反相成”。 由于在韦伯那里，此种思考主要落实在了社
会学这门学科上， 所以，“没有对生活秩序全面理性化的取向安排，社
会学作为一项‘职业’本身都是不可能的”（李猛，2010：5）。 也就是说，
社会学这种科学本身就是韦伯在日常生活里的“劳作”，是他的天职。
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里的“要求”是一个现代人获得其自由、化解
其张力的途径。 如果按照李猛的思考，韦伯把理性化理解成一种塑造
了西方现代社会“全新”的“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力量”，
是我们理解西方文化世界与社会之“精神气质”的根本性线索，那么韦
伯的理解社会学就是他的政治社会学，韦伯本人的思想及其命运 38 也
都系于这一坚定执着的“孤独之子”的形象及其天职之上。 韦伯作为欧
洲知识分子之“先祖”不仅体现在个体性上，还体现在对于科学的理解

37. 韦伯在现实生活中当然并非一个孤儿，其家庭状况也为学界所熟知。所以如前所述，
本文的这一说法更多是一种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论形象。
38. 尤其是韦伯与他的父亲之间带有“俄狄浦斯情结”之意义的冲突、他父亲的去世所带
有的“弑父”色彩以及他的官能症这一系列给予他思考欧洲文明之动力和养分的生命史
故事。 参见孙飞宇（ 2022：216-222）对这一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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