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6 - 《社会》2023年第3期

“无家可归”的孤儿与作为天职的科学

以及相应的困境方面。 李猛（2001：139）认为，这一困境实际上在于，作
为欧洲文明之子，在一个“无家可归”的时代里，韦伯“无法……找到一
套继续维持新教教徒的生存张力的伦理理性化的精神张力”， 这就使
得身处理性化历史命运之中的现代人难以找到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所
以， 在韦伯身上固然集中体现了欧洲文明以及对于这一文明的反思，
然而同样也继承了欧洲文明传统中最为深刻和实质性的矛盾 （李猛，
2018：291）。 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对于韦伯“虚无主义”的批评，实际上
恰恰是韦伯最为强大的地 方： 韦 伯 的生平 实际上表 现 出 了 这样 一种
“真正能够在政治中找到‘自由与个性的空间’的孤独的人，以及在他
们身上展现出来的‘超越日常的惯习’”（李猛，2001：141）。
在政治社会学的层面上， 韦伯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思考结构。 在
“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 2018：117）将对于“孤儿”的卡里斯玛
的激情要求从科学家推广到每一个现代人，要求他们成为“十分平常的
意义上的英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服从，秉承着卡里斯玛式激
情的个体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属于自己的高度伦理理性化要求。 此
种在政治和日常生活方面对于每一个现代行动者的要求与他笔下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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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徒的自我要求具有高度相似性。 !而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如此，诚
如陈涛（ 2020：50）所言：“在韦伯这里，现代国家作为一个中立化的技术
手段，恰恰就是其合理性之所在。 或者说，国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
恰恰就是其价值之所在”。
总之，在韦伯这里，“家”真正隐遁了。 非常明显，“家”并非韦伯的
方法，“无家”才是他对社会学和科学之方法论的首要要求。 40 在韦伯所
处的西方世界之中，这一“无家孤儿”在表面的“孤独陌生”之下，有其
“理性化与激情”“自由与尊严”“紧张与焦虑”等复杂共存的内在维度和
要求。 41 当然，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说，韦伯这一要求也有其吊诡之处：

39. 正如韦伯（2018：117）所说，“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
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
40. 本文认为，这正是国内学界近年来的“家作为方法”的基本背景。“家作为方法”之所
以能够被提出，恰恰是由于韦伯等欧洲学者所 代表的“无家作为方法 ”对于社会 学的基
本定性所带来的社会学中国本土化的内在困境。
41. 李猛（2001：238）认为，“学者们往往忽视了，能够担当这种自由社会的复杂性的自由
人，需要具有自由的技术，能够面对冷漠与厌倦的挑战，做一个孤独的陌生人，一个自救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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