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4 - 《社会》2023年第3期

“无家可归”的孤儿与作为天职的科学

理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非常重要。 在其《经济与社会》“经济社会学”部
分的讨论中， 韦伯认为伴随着文化的发展，“导致家族权威不断削弱的
那些内在和外在的决定因素获得了优势”，个人越来越倾向于以“一个
单个的人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韦伯，2019：603）， 而发展到近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作为其经营基础的“形式的事业已经最彻底地脱离了原先与
家族的同一性”（韦伯，2019：610）。 在该书关于法律社会学的讨论中，韦
伯（2019：1230）再度强调了这一点，认为在现代法律中，某些法律的古
代原则，“特别是只有凭借某个人在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才能使得个人权
利具备‘有效性’特性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关于政治社会学的
讨论中，韦伯一以贯之地将“家”理解为“家长制”和“家产制”，并由此
展开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韦伯（ 2019：1344）继续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
“现代文化变得越复杂，越专业化，它的外在支撑组织就越是需要不带
个人感情，越需要严格客观的专家”。 而在对于“精神气质与生活方式”
的讨论中，韦伯（2019：1515-1516）明确站在清教立场上指出，“家产制
教育始终缺少以下特征———游戏和对艺术的选择性亲和， 英雄般的禁
欲主义和英雄崇拜， 英雄的荣誉感和对商务与官职功利主义的英雄般
敌视……家产制……对有可能颠覆既定社会条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
格格不入且疑虑重重的：我们已经知道，儒家的精神气质尤其如此”。最
后，作为以上所有这些讨论的基本线索，韦伯对于欧洲历史的基本把握
依然是一种在西方社会中发生的、具有普遍化色彩的理性化进程。
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家”对于韦伯的社会学思考来说
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整体意义的家，
在韦伯这里是不存在的，在他这里只有以“家长制”和“家产制”为思考
之理想类型的研究对象。韦伯认为，“家”这一历史形态会随着历史的发
展而越来越不具有重要性。 20 如前所述，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学领域中，
这一判断并不罕见。 离家的孤独个体可能会在将来建立自己的家或者
“归家”，然而在 20 世纪之初，韦伯的同时代人弗洛伊德是把弑父的“俄
狄浦斯”而非归家的“奥德修斯”的神话故事重新拣选出来，将其理论化
为一种现代性情结并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回响。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
的，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离家”（ leaving home）的进程（肖瑛，2020c）。不

20. 李猛（2010：10）也发现了这一点，并在一个脚注中明确指出：“韦伯对家父长制基础的
讨论，充满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冷淡和距离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卡里斯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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