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观比较起来，清教天职观及其行动伦理则呈现出“对‘世界’（Welt）的一
种巨大的、激烈的紧张对立”（韦伯，2010a：303）。 这是宗教理性化进程
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这一“紧张对立”的意思是：新教这种救赎宗教“促
成一种有规律的生活样式” （韦伯，2010a：236），并力图由此“改造”世
界。 与之相比，儒教则要求士人向外“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
并因此在韦伯（2010a：213、311-312）看来是消极的。
所以，在中国社会中，个体的行动伦理有其来自于“个人关系团体”
（Personenverband）的强烈推动力，而清教伦理则是“最终要达到人（作为
被造物）的义务之客观化（ Versachlichung）”（韦伯，2010a：312）。 这二者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儒教伦理体系下，“一个中国儒教徒的义务总是在
对具体的人”，而从未“被束缚于一个神圣的‘事 情 ’（ Sache）或‘理念 ’
（ Idee）”。 欧洲的清教徒则正好相反，“伦理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
—
的伦理的、禁欲的各教派——之伟大成就，即在于打断氏族的纽带”。 在
破坏了传统家族或氏族的纽带后，取而代之的是“信仰共同体与伦理性
共同体”，此种共同体与血缘共同体相对立，“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与
家庭相对立”（韦伯，2010a：313）。 这一“无家”的个体化及其伦理与儒教
的传统神圣性比较起来，必然彰显出“传统之绝对非神圣性”，与此相对
应的则是“要将既有的世界从伦理与理性上加以驯服和支配的无尽任
务”（韦伯，2010a：318）。 总体而言，正如李猛（2010：2）所指出的，在韦伯
的研究中，西方社会理性化是“系统地借助了一种反传统的力量来造就
现代生活的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而这一特征“构成了西方与东方（特
别是中国）的关键差别”。
（二）富于激情的“方法论主义”

在比较中，韦伯使用了“生活方法论”（Lebensmethodik）这一概念来
总结清教各个教派及其相应的行动伦理。 这一概念尚未得到国内韦伯
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对于我们理解韦伯的中西之别研究却甚为重要。 韦
伯（2010a：321）认为，清教徒具有一种“由内而外的、中心的、由宗教所
制约的、理性的生活方法论”。 与儒教的“天人合一”观相对的，既有清
教徒在其“天职观”以及相应理性化生活中的方法论特征，也包括从宗
教伦理理性化而来的“ 市民的生活方法论”。 韦伯（2010a：314）认为，“这
才是最关紧要的”中西之别，是西方社会在与儒教社会相比较之中所呈
现出来的实质特征。 在文化的意义上，这一伦理要求就是，西方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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