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165）。 韦伯将中国的“家”与传统主义以及和平取向（或者说是秩序取
向） 联系在一起， 而把欧洲意义上的卡里斯玛气质与年轻人以及战争
（或者革命）联系在一起。卡里斯玛的意象从其来源、性质和功能等诸多
方面来说，都与“无家可归”存在着密切关系。 13 !虽然韦伯承认，卡里斯
玛气质与“理性”特别是与官僚型的支配尖锐对立，但他随即指出，此种
激情在例行化过程中，与理性化（以及理性化意义上的确定性）之间存
在着密切关系。
这一激情与“家”无关。 秉承此种激情的年轻人，由于无家可归，所
以其确定性无法来自于一个既定秩序， 而必然会以理性化的方式去创
造秩序。 14 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欧洲文明背景下的“孤儿”和“无家可归”
的形象，并非是在中国语境下常见的“凄苦”“悲壮”或为了家而复仇的
角色，反而更多与英雄主义式的成长、创造以及命运冲突的叙事结构联
系在一起。 15 在其对于印度宗教的研究的结尾之处，韦伯意味深长地指
出，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教养阶层的“生活样式是以获得非日常性为
取向，例如，将其重点彻头彻尾置于追寻模范型先知或智者上”，然而与
这一状态不同，在韦伯自认身处其中的西方文化里，“伦理性地、理性地
规范其日常生活的使命型先知预言”，却给西方文化带来了“极为广泛
深远的影响”（韦伯，2010b：472）。所以，本文所说的“孤儿”并非实指，而
是一种离开家庭独立面对世界的自我认同， 是一种西方世界在文化意
义上由于“极为独特的历史情境为其先决条件”（韦伯，2010b：472）的实
质特征。与之相应的“无家”，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带有极强的激情和伦理
色彩的行动个体之主动意向性（intentionality）。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化
是一种韦伯所无法理解的类型，它既不具有欧洲意义上的理性化图景，
也不具备与其相应的非理性化特质。

13. 在讨论卡里斯玛型支配的文本中，韦伯（2010a：319）一再明确表示，卡里斯玛型的意
象是与“家”的意象截然相对、完全相反的。 李猛（ 2010：8-9）指出，韦伯笔下的卡里斯玛
“无前提的”（ voraussetzungslos）意象，“就是要彻底悬搁生活秩序的历史性，从而在没有根
基的深渊之上重建生活的根基”。
14. 韦伯在讨论卡里斯玛例行化的主题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参见韦伯，2004：
371-379）。
15. 正如苏力（2005：55）在对于赵氏孤儿的研究中指出的，中国式复仇所具有的独特社
会伦理性与古希腊悲剧中所展示的理论逻辑显著不同：在古希腊，为亲人复仇的逻辑最
终导向了公权力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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