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0 - 《社会》2023年第3期

“无家可归”的孤儿与作为天职的科学

市民“可以想象的到的最大的精神报偿，便在于以一种理性的、道德的
生活方法论过活”（韦伯，2010a：317）。 而儒教则相信，教化的力量足以
使人“完全履行道德律令”，其自我完成的普遍手段是“以古老经典为基
础的哲学的—典籍的教养”（韦伯，2010a：304）。
在新教研究中，韦伯（2010a：319）已经表明，清教伦理的要求是个
体作为神的工具（Gottes Werkzeug）以获得关于救赎的“确信”。 这就要求
将一切“都客观化，并将之转化为理性的方法式的‘经营’”。 如此一来，
正如李猛（2001：133）指出的，在“伦理理性化”和“社会秩序理性化”之
间的复杂关系就成为韦伯理解现代人自由的重要领域。 在韦伯那里，西
方历史进程中理性化的必然结果，除了李猛所指出的“纪律”这个方面
之外，还包括生活世界的方法论化。 这一特征在与儒教的比较中更为清
晰地表现出来，因为儒家的基本教育目标是君子不器，即“自己本身就
是目的，而非任何客观目的的一个手段”。 最终，韦伯认为，儒教和清教
分别塑造了两种不同的精神气质：一种是儒教徒或者说士人的精神气质，
另外一种则是清教伦理所带来的职业精神气质（韦伯，2010a：323、325）。
清教徒的此种精神富有激情色彩， 是韦伯所看重的西方独特的非
理性主义。 在西方社会中，此种激情堪称卡里斯玛式激情的代表。 这是
韦伯在中西比较中逐渐强调的一个重点内容。 韦伯（2010a：254、383）认
为，在欧洲，卡里斯玛气质的重要意象是作为年轻人的战士，是打破传
统， 实现现代理性官僚制度的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卡里斯玛的日常
化走向了“理性化”或“法理化”，并因而导致了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
现代性变迁。 11 而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 韦伯没有发现这一激情的走
向，相反卡里斯玛与传统结合在了一起。 12 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鼓励
或者主张激情，而是要求某种秩序的安排（韦伯，2010a：59）。 他发现，
“中国的士即为‘老人’，或者说他们代表了‘老人’”。 在整体上，中国历
史 发 展 所 呈 现 出 的 意 象 就 是 ：“传 统 取 代 了 卡 里 斯 玛 ”（韦 伯 ，2010a：

11. 李猛（2010：15）敏锐把握到了韦伯所理解的卡里斯玛具有的两种不同的“日常化”方
向———“传统化”与“理性化”（或“法理化”），并指出 了它们 在中国和欧洲 各自不 同的机
制：“西方的‘封建制’中蕴含了突破传统权威的关键因素，而东方的‘家产制’则代表了传
统全面支配的典型”，但是对于这两种不同历史走向的理解，还是要回到其“精神根源”。
12. 韦伯认为，中国社会也存在卡里斯玛，不过主要体现在“君主”“氏族”和“士”等群体
中。 在韦伯的分析中，中国社会里拥有卡里斯玛魅力之人往往并非由于他是一个个体，更
非年轻人，而是因为他处于某个位置上，代表了某种秩序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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