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社会》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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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3、26-27)。这一社会阶层独特的理性化行为,作为欧洲资本主义
这一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最具决定性力量的实质特征, 主要体现为
对于非理性冲动的“驯化”(tempering)(Weber,1930:16-17)。 也即,以
“职业” 为其形式的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对于 (形式上)
自由的劳动力之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组织”( Weber,1930:21)。
在韦伯笔下, 这一沉郁的社会阶层同时具备两种完全相反的外在
行为特征:以宗教虔诚和禁欲主义为一方,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逐利谋
生为另一方。在精神分析的视角中,这一几乎具有“精神分裂症”之意义
的形式结构却被韦伯理解为具有“内在亲和力( innere Verwandtschaft)关
系”(Weber,1930:24),并以“天职观”这一概念来涵盖其具有内在超越
性的独特精神气质。
对于“天职观”的考察,使得韦伯走向对于新教伦理的研究,并从其
核心教义即“预定论”出发,分析了清教徒的伦理行动。 韦伯发现,对于
加尔文教徒来说,“预定论”的可怖性并非来自于经验,而是来自于“理
性”这一核心特质:“这一上帝旨意( decretum horribile)的恐怖性,并非如
路德 那 样 来 自 于 宗 教 经 验 , 而 是 来 自 于 新 教 徒 思 考 的 逻 辑 必 要 性 ”
( Weber,1930:102)。
“预定论”及其绝对超验上帝的教义意味着,教徒必定处于对自己
命运的无知状态,并且要满足于这一无知,知晓他无法通过现世善工获
得救赎。 在此,“知识”意味着确定性,而“知道”却并非获得确定性的方
式,反而是一种败坏德行的路径。此种对“无知”的强调带来了对于确定
性( certitudo salutis)问题的理性思考和行动。 关于救赎之理解的巨大变
迁也在此体现出来: 加尔文主义者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所有纯粹的感觉
和情感,因为“信仰必须由客观效果来证实,以为得救确证性(certitudo
salutis)提供坚实的基础”(Weber,1930:114)。“确定性”的客观性来自
于实践层面的操作:“知识”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行动。 由行动者所掌
控、有着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行动”(conduct)被用以证明信仰的有效性
(fides efficax)。 所以韦伯说,“加尔文主义者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或
者更准确地说,创造了关于救赎的确信”(Weber,1930:115)。 在韦伯看
来,正是由于在“思之逻辑性”与“创造救赎确信的行动”方面,该教义
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亲和力, 才使得它在近现代欧洲社会迅速流行起
来。 这一亲和力就在于:信徒认可通过自我反思与当下行动来掌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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