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社会》2023年第3期

“无家可归”的孤儿与作为天职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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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研究传统， 部分关于韦伯的代表性研究也注意到了韦伯在中西
比较的框架下所强调的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性与中国文化中对“家”的重
视（李猛，2010；肖瑛，2020a，2020b）。 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注意到，在韦
伯本人的思想进程中，从新教研究到儒教与道教研究，再到他晚期的两
篇演讲，实际上本来就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无家可归的孤儿”形象。
这一形象与施特劳斯对于韦伯的“孤儿”判断并不相同。 在中西文明比
较的视野中， 这一与施特劳斯的评判并不相同的形象与韦伯一直以来
“欧洲文明之子”的桂冠共同构成了一种具有理想类型意义的强烈学术
意象，它既体现了韦伯关于欧洲文明的自我理解与认同，同时也是我们
理解韦伯如何思考科学和作为科学之社会学的关键线索。
（二）从理性化到孤独感
这一“无家孤儿”的意象，最初是在韦伯的新教研究中初步显现的。
众所周知，理性化是韦伯理解欧洲文明独特现代性现象的关键（ Weber，
1930：22）， 也是他在后来的文明比较研究中理解整个世界现代性现象
的钥匙。 6 在其思想的关键性线索，也即《宗教社会学文集》的“前言”
中， 韦伯将对于此种理性化的思考落实在了可以承担某种生活风格的
特定人群的精神气质之上。 他说，“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
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却也要取决于人们选取某些
特 定 类 型 的 实 践 理 性 行 为 的 能 力 （ ability） 和 性 情 倾 向（disposition）”
（Weber，1930：26）。 这一能力和性情倾向，与欧洲文明传统中所隐含的
理性化因素， 在近代历史进程中由一个特定的阶层群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具
体表现了出来：“冷静清醒/沉郁的中产阶级（sober Bourgeois）”（Weber，

（接上页） 都是“无家”这一意象的直接体现。 现象学社会学的继承者如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等人亦在考察现 代社会 变迁的基础上，借助舒茨关于生活世 界的理 论，对于“无
家可归的心灵”（homeless mind）所做的系列研究则更为直接地指出了现代社会的“无家”
意涵 （Berger， Berger and Kellner， 1974）。 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 阿伦特（Arendt，2005：
108）也曾表明，可以被视为“家园”的欧洲传统在二战之后的欧洲已经不复存在。 不过，
西方学界将韦伯的理论直接理解为“无家”之意象的还是要以施特劳斯为代表。
5. 例如 肖 瑛（2020a，2020b）、渠敬东（2019）、张祥龙（2017）、周 飞舟（2015）、吴飞（2011）
等人的工作。
6. 韦伯在对“世界诸宗教之伦理”的研究中基本都以此视角为出发点来进行思考 ，尤其
是在对于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的思考中更是如此。 苏国勋等学者（2016）已经在诸多
作品中批评过韦伯将这一欧洲的独特现象在研究中置换为普遍性的问题。 本文在关注
到这一点的前提下，正是要去发现韦伯在何种意义上做出了这一“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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