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社会》2023年第3期

“无家可归”的孤儿与作为天职的科学

在这一比较研究中，韦伯发现了“家”在中国社会中的突出位置，并
且更为清晰地认识到欧洲文化中的“无家”现象。
（一）“有家”与“无家”的伦理理性化
韦伯（2010a：303）把新教视为伦理理性化的标准形态，并将其作为
理解中国社会的比较对象。 从“除魅”与“生活系统化”这两个宗教理性
化角度出发，韦伯（2010a：40）发现，作为中国社会精神气质（ethos）“担
纲者” 的儒教士人阶层与欧洲文明精神气质的承载者之间的最大区别
并非“除魅”之有无，而是始终对宗教保持疑虑的态度。他们从来没有发
展出一种宗教式性格，反而强调此世（ diesseitig），反对彼世说，反对任何
末世论（ Eschatologie）与救赎教义（Erl觟sungs鄄lehre）或任何超越性的价值
与命运（韦伯，2010a：200-201、204）。 在这个社会中有一种与西方的理
性化完全不同类型的此世伦理理性化，即与家息息相关的“实践理性主
义”（ praktischer Rationalismus）。
在此种社会文化中， 令 韦伯感 到印 象 深刻 的是家族 组 织 。 韦伯
（2010a：135） 将家父长制度视为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乡村社会
里最为重要的社会特征，并将其团结力归纳为“祖先崇拜”。 与此相关，
在行动方面，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伦理本位”。 作为伦理关系之核
心，“孝” 对于中国所有的社会伦理都有着深刻影响。 通过比较， 韦伯
（2010a：213）发现，西方宗教式的张力与秩序对于儒教徒而言是“难以
想象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儒教“完全是入世的（innerweltlich）俗人道
德伦理”，其教育目标是“天人合一”（Universismus）。 10 虽然儒教生活至
少在意图上堪称具有“理性的伦理”，然而“天人合一”观却把士人“与
此一世界的紧张性降至绝对的最低点”（韦伯，2010a：303）。
作为儒教理想人格的“君子”也会要求自我控制，不过此种审慎理
性的自我控制之目的却是适应“社会共同生活”（Zusammenleben）的要求
与“充分履行传统的义务”（韦伯，2010a：304）。 而与儒教的“天人合一”
10. 如前所述，韦伯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诸多判断，例如关于“家”的理解 ，也与费孝
通、梁漱溟、潘光旦等人对于中国社会的判断是接近的甚至一致的。 然而在中国视野中，
韦伯的诸多论述也有其值得商榷之处。 以苏国勋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曾讨论过韦伯对于
中国文化的误解。 例如在《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附录中，苏国勋（ 2016：404）认为，韦伯
在《儒教与道教》中将欧洲的地方性视为普遍性，从一种理性化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与
社会 ， 误 读 了 中 国 文 化 中 的“天 人 合 一 ”， 并 没 有 能 够 做 到 在 跨 文 化 研 究 中 的“主 体 间
性”，而是在其学说中体现了“欧洲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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