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社会》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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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来分辨这方面的自由主义治理方式，前者是稳定价格，后者关
注一般性市场存在的各种深层条件，即框架（framework），主要涉及对人
口、技术、培训教育、法律制度、土地可利用率、气候等社会性因素的干
预。 二是创造积极的市场行动者，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目标不是让社会
服从于商品效果，而是服从于竞争动力；不是建构超级市场社会，而是
建构企业社会（ enterprise society）；不是形塑交换者或消费者，而是形塑
企业人和生产者。 所谓“企业”其实就是积极进取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的心性和行动，强调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基本组织都成为竞争
市场的积极行动者。为此，必须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拥有私有财产，要发展
中等城市而非大城市，杜绝大型工程，积极推行居住地、生产和管理的
去中心化，“在自然共同体、家庭和邻里基础上推行社会有机重组”，一言以
蔽之即“治理行动重心下移”。 通过上述社会政策，建构一种社会构造
（ social fabric），使其中的各个基本单位，如一所住房、一个小的邻里共
同体，都具有企业的形式，亦即使企业形式普及化，引导社会朝着“企业
多样性和差异化”的方向迈进（Foucault，2008a：145-149； 福柯，2018a：193-
197），即“以企业模式塑造社会”（Foucault，2008a：160； 福柯，2018a：213）。
德国新自由主义奉行的积极干预主义是法律意义上的。 战后德国
经济竞争规律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对具体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强调，这
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非常贴近，但在如何创造一个同竞争市场规律相
匹配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方面，其并不是跟随韦伯，而是继承了在德国法
律思想和公共机构中特别重要的法律理论和“法治国”（state law） 理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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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以及英国和法国的“法治”（rule of law）传统。 “法治国”传统出现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普鲁士， 同当时的专制主义和管治国家关于法
律的观念相对立。 12 管治国家将公共权力机构制定的一般性和永久性
法律与临时的、地方性的、个别性的决定相等同，建立了一个从一般法
到具体措施的行政连续体，确立了行政国家与管治国家的同一性；专制
主义则将各个公共权力机构发布的指令都归结为主权者的意志， 这两
种观念都在法律之上设置了一个主体。“法治国”理念则相反：第一，公

11. 陈涛（2020）对“法治国”在西欧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发生史做了细致梳理。
12. 18 世纪末，德国邦国之一的普鲁士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制
度建设，来改善政府的运行，其中 1780 年重新编撰、1794 年出版的《普鲁士法典》，奠定
了普鲁士“法治国”的性质（富布卢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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