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第二条路径是从古希腊到公元前后以斯多葛学派为代表的“关心
自我”的“自我治理”，提供了一条通过“修身”回到个人主体性的道路。
1980 年前后，福柯全身心地投入对“自我治理”史的研究，区分了两类
自我治理：一类是从古希腊到希腊化和罗马时期，一类是基督教时期。
前后两种自我治理虽然有内在的连续性，但其实是异质的，根本点在于
如何面对“主体性”（ subjectivity）。 从古希腊到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自我
治理，不仅以真正的主体性即掌控自我的心性、命运、自我发现真理为
目标，其过程也是主体性之彰显，如苏格拉底将男童之恋从肉欲中解放
出来引入灵魂层面。 基督教的自我治理则不然，其忏悔仪式虽然表现为
个人的主动忏悔，但忏悔的标准来自于他者，目的是个人主动地将自己
交给牧师、教会，其结果不是主体的养成而是主体性的丧失。 现代治理
术的源泉是基督教，自我治理来源于基督教的忏悔术，社会治理则源于
基督教的牧领技术。 用权利理论来表达，二者都以消弭人的权利和自由
为手段和目标。 这正是福柯批评的各种权力机制的核心特征。 有鉴于
此，福柯给出的答案是，重拾古希腊和斯多葛学派的自我治理即“关心
自我”传统。 只不过，他还细致区分了这两个时期的自我治理传统细微
但并非不重要的差别： 古希腊传统虽然有着让人成为自主的卓越统治
者的主体性目标，但其实践是与社会同构的，如在性经验上，一定是男
性对女性的支配，二者处在不对等关系中，唯有如此男性才能在城邦公
共生活中获得主体性，这种观念同现代自然权利理论格格不入。 相反，
斯多葛学派既尊重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职责， 又试图通过自我治理抵达人之
为人的本源，具有崇高个人主义的味道（Foucault，1990，2007，2017）。 因
此，在这同质且相互接续但有着细致区别的两种自我治理类型上，福柯
更心仪于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自我治理，以此超越权利与权力、法律与
治理的对垒，回到人本身。 15

（接上页） 由流动与充分挖掘提供保障， 司法则尊重这一市场机制， 如依据个人能力征
税的原则和共同决策机制等（阿贝尔斯豪塞，2018）。
15. 福柯的这一想望似乎共享了各轴心文明的“修身”主题。 叶启政（2008）受福柯和其
他学者的启发，提出作为心灵政治的“修养”观念，主张一种 修养社 会学，以此通达未被
结构化的自由，保持人的主体性。 渠敬东（2023）对“山林与社会”的阐述，则可以视为从
儒家文明中打捞出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响应。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大致感觉，是否恰当，远
非作者当前之力所能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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